编者按：唐力行教授是研究徽学的专家。一次偶然的机缘，编者了解到从今年开始他将研究全面转向评弹，于是便有了这篇讲述其学术心路历程的文字。
1994年，我从安徽师范大学调到苏州大学，这一工作区域的变动，促使我转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徽州，突破了区域研究的疆界，开始思考同在江南的徽州与苏州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精神交往中联结苏州与徽州
江南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江南的中心苏州同样是徽商的大本营。徽商的原始资本是从海外走私贸易赚来的。明代万历年间实行盐政改革，可以买盐纲，徽商赚来第一桶金后，大量购买盐纲，之后开始多种经营，子孙亦从徽州迁至苏杭。过去我们的研究缺乏对市场的关注，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就是机器生产，但是没有想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机器生产，是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同样如此。明代中后期，苏州之所以市民社会发展得这么繁荣，有如此丰富的商品经济，与海外市场的开辟不无关系。苏州海外市场的开辟，靠的是汪直、许氏兄弟、徐海这些徽州人，他们将丝绸、瓷器、棉织品走私贸易做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洲。
明清时期，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在西部，从阊门一带到寒山寺主要是徽商。相比较而言，苏州人很聪明，但是商业冒险精神却不及徽州人。徽州商帮还有着深厚的宗族传统，内部凝聚力特别强。在这段时间里，苏州的丝织业、木材业、粮食、酱园，主要由徽州人经营。徽商在苏州所有的商帮中最为强大，许多人在苏州定居下来，比如当时的“富潘”、“贵潘”、“吴趋汪氏”。同时，苏州的市民文化也繁荣起来，评弹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发展起来的。
区域互动的最高层次是相互知觉，也就是人的精神交往。我深深感到苏州与徽州在精神层面是相通的。评弹就是其中的文化纽带之一。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在苏州评弹里能听到很多徽州人的故事，比如《描金凤》中的典当商汪宣。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描金凤》里有“徽州人喂勿饱”、“徽州人往往多奸巧”，甚至詈为“徽猫”、“徽狗”、“徽鳖”等。为此，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由于士大夫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十分注意与士大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很有好处。我深切感受到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该引入文化因子。
另一种衣钵承传
我关注评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989年，我的父亲——评弹艺术家唐耿良退休，随后移居加拿大，在海外演出、讲课，传播评弹，在我的鼓励下他开始撰写回忆录。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几年，直至2007年完成。我把父亲的回忆录当作一部社会文化史来整理。父亲经历了近90年的时代变迁，他个人的信史其实也是20世纪30年代至今评弹史的缩影。
在为父亲撰写回忆录时，我阅读了大量报刊、文集、档案，感受到评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密切，其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而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举办堂会。评弹的传播力强大，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其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书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艺人“走码头”，深入到江南的每一个细胞中去，他们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相映成趣，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图景。
江南民众的历史知识大多也是从评弹中听来的。评弹与近代社会变迁紧密相关。近代，评弹的中心由苏州移往上海。租界为男女拼档演出及男女同场听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20世纪20年代，电台广播增强了评弹的传播力，评弹进入黄金时期，成为上海的都市之声。1949年后评弹艺人的组织化与政治动员相结合，评弹在兴盛中潜伏了衰落的因子。之后的十年，评弹受众断层，走向式微。有幸的是在陈云同志的长期关心下，评弹艺术得以延续。今天的评弹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年积累与思考终致学术转向
我真正下决心进入社会文化史领域、从事评弹社会史研究是在2002年。当时我到英国参加一个社会文化史的会议。到那里一看，人家做的都是文化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有差别。史料并不等于历史的原型。文化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它留下的信息、符号如能跟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结合起来，那么我们所重构的历史，可以更真实、更接近当时历史的原型。同时，文化也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特有视角。从那次会议以后，我确切地感觉到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国际学术的前沿。从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评弹，考察明清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是我下一步应该追寻的目标。
从2004年起我开始在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中物色人才，组织团队，将评弹与江南社会作为一个课题来做。我们沿用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资料入手，进而考察评弹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时，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我们所做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资料文献工作，建立评弹资料库。计划出版评弹社会史资料集，整理出版明清以来重要的评弹脚本，做100个评弹艺人的口述史或回忆录。二是评弹社会史的研究工作。三是搭建评弹研究交流平台，开设评弹与江南社会系列研究讲座。四是把评弹艺人请进学校，演出评弹节目，在大学生中培养传统艺术的知音。
而今我已是伏枥老骥，10年的积累和思考促我终于迈出学术生涯的关键一步，引一句屈原的话相勉并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04日
1994年，我从安徽师范大学调到苏州大学，这一工作区域的变动，促使我转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徽州，突破了区域研究的疆界，开始思考同在江南的徽州与苏州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精神交往中联结苏州与徽州
江南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江南的中心苏州同样是徽商的大本营。徽商的原始资本是从海外走私贸易赚来的。明代万历年间实行盐政改革，可以买盐纲，徽商赚来第一桶金后，大量购买盐纲，之后开始多种经营，子孙亦从徽州迁至苏杭。过去我们的研究缺乏对市场的关注，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就是机器生产，但是没有想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机器生产，是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同样如此。明代中后期，苏州之所以市民社会发展得这么繁荣，有如此丰富的商品经济，与海外市场的开辟不无关系。苏州海外市场的开辟，靠的是汪直、许氏兄弟、徐海这些徽州人，他们将丝绸、瓷器、棉织品走私贸易做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洲。
明清时期，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在西部，从阊门一带到寒山寺主要是徽商。相比较而言，苏州人很聪明，但是商业冒险精神却不及徽州人。徽州商帮还有着深厚的宗族传统，内部凝聚力特别强。在这段时间里，苏州的丝织业、木材业、粮食、酱园，主要由徽州人经营。徽商在苏州所有的商帮中最为强大，许多人在苏州定居下来，比如当时的“富潘”、“贵潘”、“吴趋汪氏”。同时，苏州的市民文化也繁荣起来，评弹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发展起来的。
区域互动的最高层次是相互知觉，也就是人的精神交往。我深深感到苏州与徽州在精神层面是相通的。评弹就是其中的文化纽带之一。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在苏州评弹里能听到很多徽州人的故事，比如《描金凤》中的典当商汪宣。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描金凤》里有“徽州人喂勿饱”、“徽州人往往多奸巧”，甚至詈为“徽猫”、“徽狗”、“徽鳖”等。为此，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由于士大夫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十分注意与士大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很有好处。我深切感受到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该引入文化因子。
另一种衣钵承传
我关注评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989年，我的父亲——评弹艺术家唐耿良退休，随后移居加拿大，在海外演出、讲课，传播评弹，在我的鼓励下他开始撰写回忆录。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几年，直至2007年完成。我把父亲的回忆录当作一部社会文化史来整理。父亲经历了近90年的时代变迁，他个人的信史其实也是20世纪30年代至今评弹史的缩影。
在为父亲撰写回忆录时，我阅读了大量报刊、文集、档案，感受到评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密切，其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而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举办堂会。评弹的传播力强大，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其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书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艺人“走码头”，深入到江南的每一个细胞中去，他们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相映成趣，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图景。
江南民众的历史知识大多也是从评弹中听来的。评弹与近代社会变迁紧密相关。近代，评弹的中心由苏州移往上海。租界为男女拼档演出及男女同场听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20世纪20年代，电台广播增强了评弹的传播力，评弹进入黄金时期，成为上海的都市之声。1949年后评弹艺人的组织化与政治动员相结合，评弹在兴盛中潜伏了衰落的因子。之后的十年，评弹受众断层，走向式微。有幸的是在陈云同志的长期关心下，评弹艺术得以延续。今天的评弹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年积累与思考终致学术转向
我真正下决心进入社会文化史领域、从事评弹社会史研究是在2002年。当时我到英国参加一个社会文化史的会议。到那里一看，人家做的都是文化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有差别。史料并不等于历史的原型。文化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它留下的信息、符号如能跟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结合起来，那么我们所重构的历史，可以更真实、更接近当时历史的原型。同时，文化也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特有视角。从那次会议以后，我确切地感觉到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国际学术的前沿。从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评弹，考察明清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是我下一步应该追寻的目标。
从2004年起我开始在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中物色人才，组织团队，将评弹与江南社会作为一个课题来做。我们沿用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资料入手，进而考察评弹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时，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我们所做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资料文献工作，建立评弹资料库。计划出版评弹社会史资料集，整理出版明清以来重要的评弹脚本，做100个评弹艺人的口述史或回忆录。二是评弹社会史的研究工作。三是搭建评弹研究交流平台，开设评弹与江南社会系列研究讲座。四是把评弹艺人请进学校，演出评弹节目，在大学生中培养传统艺术的知音。
而今我已是伏枥老骥，10年的积累和思考促我终于迈出学术生涯的关键一步，引一句屈原的话相勉并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