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近代文学研究 第183期
三千年疫病的当代思考
文/张剑光
疫病的到来，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命运的抗争，决不向疫病低头的勇气在中国的古代是一以贯之。无论在帝王、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难免有时会产生出些退缩的情绪，但更多的是凝聚精神思想，用一切科学的办法和措施，与疫病作殊死的斗争，众志成城，昂头挺胸，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守望相助：紧急抗疫救济
疫病一旦产生和流传开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权都会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渡过暂时的难关。
常见的一种措施是帝王自责。帝王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问题所导致的。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以退为进。在灾疫面前，帝王承认错误，以求得官吏们和普通百姓的谅解，从而树立抗灾自救的信心。汉代自责的第一个帝王当是汉文帝，此后如西汉元帝、成帝、东汉桓帝等都有因疫病而自责的诏书。一些帝王和官员审时度势，会主动要求减膳、罢游乐活动等，将其费用用于救助染疫的灾民。唐文宗江南大疫，他“蠲减国用”，除宗庙所须比较急切外，所有“旧例市买贮备杂物一事已上并仰权停，待岁熟时和则举处分。”
减轻经济负担是政府采取的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轻者需要医药救治，重者死亡，甚或一家数人去世，也有满门死绝的。对活着的人来说，在天灾人祸之下，再要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有所不及。疫病常常随着水灾、饥荒、蝗灾等一起到来，会形成农业歉收，农民收入下降，因此免税之类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汉宣帝元康二年（前６７年）疫灾后下诏染上疫疾之家，一年可以不交租税。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灾情严重，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节度观察辖内，自贞元以来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本年的两税钱物，在上供、留州、留使三份内均摊放免一部分。各地用常平、义仓斛斗救济百姓的，由政府在秋熟以后再填纳。各州县要减价出粜粮食给受灾百姓，“以济周贫”。所有放免的租赋贡物，州县必须在乡村要路一一榜示，使闾阎百姓能全部透彻地了解。
传播普及医学知识，是抗击疫病的重要措施。唐五代时曾编纂颁行简便易用方书，并录于木版石条上，在村坊要路晓示，对疫病防治的作用更为直接有效。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一旦出现疫情，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不久，又“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载（746年）他又颁敕令各郡县长官把《广济方》中常用药方、要点摘录下来抄到木板上，在各村口要道上榜示。他还生怕各州县抄写有误，以免用药出现差错，特地让采访使派人去校对。唐德宗也披阅方书，挑选简要明了的医方，这些医方又在实践中屡屡试用，“务于速效”，编纂结集，进行分类订考，编成五卷本的《贞元集要广利方》。医方编成后，德宗责令有关部门颁下州府闾阎之内，使老百姓都能够知道，以便出现疫病时就可对症下药。
至宋朝，政府充分利用了雕版印刷技术发明带来的契机，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如宋仁宗时颁发了《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对照了医书来救疫配药。
政府最为积极与疾病作斗争的措施是给医药进行救治。在疫病流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东汉和帝永元间，疾疫流行，城门校尉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城门校尉主管京师的市容市貌与警卫，城内出现疫病，曹褒以官方的名义给药施粥，救活了相当一批人。农村出现疫病，政府也会派出医生到乡村巡视。疫病流行高峰时，人民最需要、最紧迫的是能有人为他们提供针对性很强的抵抗疫病侵袭的医药。隋唐五代时，很多帝王能及时派出使者为疫区人民送医送药，治疗病人。贞观十年（636年），关内、河东疾疫，唐太宗李世民“遣医赉药疗之”，派出医生带了药品到疫区送医上门，进行治疗，见效明显。唐文宗大和六年春天，自剑南到浙西，江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其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文宗汇报。
开仓赈济、恢复生产，这是帮助老百姓疫后生活重建的措施，可以保证老百姓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遭受疫灾之后，灾区人民生活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政府在经济上切实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减轻生活负担的做法是救济粮食。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下诏官吏要转运粮食给流民，要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减轻租税。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江南大疫，不久，发现疫区缺乏粮食，所以给遭受疫病流传的山南东道、陈许、郓曹濮三道各赐糙米三万石，让度支逐便支遣，“仍令本道据饥乏之处赈给”。中央政府将粮食赈给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再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淮南、浙西两道文宗不赈给粮食，而是以常平义仓粟赈赐。义仓本是为了救灾而设立的，灾疫严重，政府就开仓放粮。此外，文宗还令上述数道除军粮外，属于度支户部征收到的粮食，全部减价出售给灾区。这样的措施，既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又使灾区人民能及时地恢复生产，实行自救。
掩埋尸骨既可及时切断病源，又能给疫后人们以心灵上的抚慰。大疫过后，许多百姓家破人亡，已无力为死去的家人安葬，往往会出现白骨露野的悲惨荒凉的景象，许多人死后得不到及时掩埋，抛尸田野，弄得不好还会将病菌传给活人，因此历代政府对尸体的掩埋非常重视。汉平帝元始二年下诏，凡是在疫病中一家死掉六人的赐给葬钱五千，一家死掉四人以上的赐给葬钱三千，二人以上的赐二千。平帝赐葬钱，既可以给活着的人心灵上以安慰，又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树立生活的信心。贞观四年（６３０年），唐太宗得到消息说突厥各部落疫病之后，“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前后相属”，马上派出使者于长城以南分道巡行，发现突厥人尸骸，迅速掩埋。天宝元年（742年）三月，唐玄宗听到“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疫疠，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内心十分不安，因而下令郡县长官严加诫约，不允许病家把死人乱抛；以前没有进行安葬的，勒令死者家属给予安葬；如果没有家人的，让地方官将尸体集中到几个地方进行安葬，“无令暴露”。大历年间，杭、越地区发生大疫，代宗敕：“其有死绝家无人收葬，仍令州县埋瘗”，断绝尸体传染病菌的可能。
收养遗孤等其它善后措施。疫病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死亡比率极高，经常会发生全家死绝，唯一留下一、二个孩子的情况，对此历代政府也专门有指示。如唐代大和年间发生灾疫后，文宗针对这一问题说：“小孩只要不到十二岁，家中没有大人，官府就要出面干涉，让其亲戚收养，官府救济二个月的口粮，其名单必须上报给政府，以便随时了解孩子的生活情况。”
区域隔离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认为早预防、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都是对付传染病的对策。公元前479年，楚国的子西说：“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为之关籥蕃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以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对染上疾疫的病人要及早治疗，越早就医就越可以治愈。
疫病发生后，除了积极治疗外，夏商周时期对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继续扩大的思想已经产生。《易·兑卦》九四爻辞说：“介疾有喜。”介即隔离。王弼注释道：“闲邪防疾，空其有喜也。”为防治疫疾扩大，在患者区域之外树立栅栏隔断传染渠道，其他人的性命就不会受到妨碍。《易· 卦》的九三爻辞说：“系遯，有疾厉。”《易传》解释说：“系遯之厉，有疾惫也。”意谓当疫病发生时，健康人的身体受到威胁，就应该采取远离传染源的方法进行回避，不应该与病人接近或接触，要防备自己被传染上。只有采取隔绝办法，才能把疫病局限于一定范围内。
《中国抗疫简史》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继续认为对患者采取隔离是防止疫病扩大的最有效措施，如果不及时隔离，就会影响他人的生命健康。《庄子·外篇》说：“麻风病人，夜半生孩子，马上拿了火照着看，内心十分担心，惟恐小孩像自己一样。”麻风病会因密切接触而传染给他人，这使古人不胜惶恐，认为要严格进行隔离，切断传染源，《仪礼》说：“有人得了疫病后，内外都要清扫干净，要将病人穿的脏衣服全部处理掉。”对病人的生活用品及时处理，病人的居室要进行消毒工作，这种做法至今仍为我们接受。
秦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湖北省中部发现的云梦秦简《封诊式》中，我们看到了一条乡村是如何对疫病患者采取措施的资料。这条竹简讲述了里典甲向上级报告，发现本里人丙好像是患疠（即麻风病），于是展开了调查。经询问，丙说自己三岁时病疟，秃了顶，别的情况自己不太清楚，希望不要被认为是其他病。接着派医生前去检查，医生根据丙的鼻、肘、膝、足下等几个方面进行观察，最后诊断丙确是犯了麻风病。根据《封诊式》患病者常被送到迁所的记载，所以患疠病的人将被送到疠迁所隔离，再进行医治。说明早在秦代时期，对麻风病的诊断已有较高的水平，并且有一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还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医院。
隔离的地方有二种，一为疫病来到后临时性建立的场所。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２年）夏天，青州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疫情严重，患病人增多，政府因地制宜地空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临时隔离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先零羌叛，朝廷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次年，皇甫规派遣骑兵向陇右进攻。由于道路阻绝不通，士兵中患病的达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搭建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范围。皇甫规还亲自巡检，给予医药，即使是患病的士兵心里也感到十分安定。永明九年（４９１年）建康周围的长江下游地区发生大水，灾后很多人得了疫病，南朝萧子良开仓赈救，得疫病者“于第北立廨收养，给衣给药”。皇太子萧长懋立疾馆以养穷人，专门设立治病场所改治无钱医治者。临时隔离治疗所设备简陋，但毕竟隔离治疗的方法在秦汉时期已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说明了人类认识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科学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掌握。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年）吴地大旱，饥疫并作。这年春天，疫病流传，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他招募诚实僧人分散到各坊去进行管理，每天早晚，僧人们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病坊的设立，救治了许多人的性命，同时也防止了疫病的扩大再传染。
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常设一个地方进行疫病隔离，大概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产物，最初是由佛教界人士创设的。唐僧人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曾说那连提黎耶舍设有“病人坊”，内中收养的是麻风病人，男女别坊，分开管理，“四时供承，务令周给”。所以有人们推断病人坊的出现始于北齐时期。道宣又讲到了释智岩曾在石头城疠人坊居住，为病人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至唐永徽五年（654年），他死于疠人坊。武则天时期，疠人坊由政府出面主办，有专门官员负责，此时改称为悲田养病坊。会昌五年（８４５年）武宗灭佛后，李德裕主张把悲田坊专门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各州，在录事或年老者中挑选一位信得过的人专门管理，各州根据收容的病人数给田作为费用，“以充粥料”。两京给寺院十顷，大州镇给七顷，一般州给五顷。
宋朝在唐五代的基础上积极地推行设立病坊。宋真宗在各路设置病囚院，专门收治疫病病人。宋徽宗崇宁初年，鉴于京师疫情不断，政府设立了专门收养病人的安济坊。安济坊招募僧人掌管。当时政府规定坊中的医者如果三年之内能医治痊愈一千人以上的，“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这些医者每人都要建立个人的技术档案（手历），医治病人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京师外，各州、县在北宋末年有许多地方设立了安济坊。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徽宗又颁布了安济坊每年所需钱米医药的数目。
除病人外，接触过病人的人也要被隔离，因为他们最有可能传染上疫病。《晋书》说：“永和末年，疾疫流传。根据旧制规定，朝臣家里出现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即使他身上没有病，但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个“旧制”可能是指汉代，说明自西晋起，当时政府已有疫病的隔离政策和制度。如果一户人家有三人得同样的病，肯定是传染病无疑，政府规定官员即使表面无病，只因可能是带菌带病毒者，也要过百日后才能上朝。这种措施，极为科学，它可以把疫病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由于东晋疫病多发，很多官员的家里都有病人，因此不上朝的人很多，王彪之就对穆帝说：“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从政事角度而言，王彪之的进言是无可非议的，但从防治疫病角度而言，王彪之的做法是反科学的，那样会使疫病的传播畅通无阻。
人痘接种术
天花在我国最早的记载见于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认为天花是一种流行病，称之为“天行发斑疮”，“剧者数日必死”，第一次准确而详细地描述了天花症状，并提出了治疗的方法。隋唐时期，人们称天花为豌豆疮，已有了许多种的治法，王焘《外台秘要》更是搜罗百家治疗方剂多达１２种之多。至宋朝的医书中，天花才被称为豆疮，后改豆为痘。南宋名医陈文中《小儿痘方论》，始把这一疫病看作是小儿病。
由于唐宋时期天花屡屡流行，后代医家们反复进行了研究。有人认为早在唐开元年间我国就流传有鼻苗种痘术以预防天花：“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清董玉山《牛痘新书》）。这种新法，无其他材料可以辅证，所以并不为学界认同。至北宋初年，在四川峨嵋有了专门传播种痘的人。清朱纯嘏《痘疹定论》、吴谦《医宗金鉴》等书记载，宋仁宗时，丞相王旦子王素从小就聪明异常，王旦特别喜爱。王旦以前的小孩都得过痘疹，一一去世，所以王素出生后，他心中一直耽忧，害怕他也会得病。一天，他召集了许多医生，问他们如何才可以预防此病，有什么药可以治疗。当时有个四川籍的医生对王旦说：“在峨嵋山有个神医，他能够种痘，百无一失，峨嵋山的四周村庄，人们都求他对小孩种痘。由于他种痘后，对预防天花十分灵效，所以人们称他为神医，所种的痘，称为神痘。如果丞相非常想给公子种痘，我就一定到峨嵋山去请神医来，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王旦表示一定要请神医来。
一月不满，峨嵋神医被请到了京师。神医见到王素后，摸摸他的头说：“这个小孩是可以种痘的。”遂于第二日为他施了种痘手术。七天后，王素发热。再过十二天，所种的痘已结痂。王旦十分高兴，厚谢神医。神医归去以后，他的种痘术被其他医生学到手，遂秘传于民间。
峨嵋神医在当时可能采用的是“鼻苗种痘”法，就是将痘苗接种到鼻粘膜上，引起人工免疫的一种接种方法。种痘法是在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才产生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代天花肆疟猖獗的情况。种痘法发明后，预防了天花的发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是医学上的一大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
卫生预防措施
随着人们对疫病认识的不断深化，夏、商、西周时期产生了我国疫病预防最早的思想。这些思想有很多保存在《周易》这部书中。《周易》以卦和爻来占卜和象征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吉凶，其卦辞和爻辞则是对占卜情况的记录或总结，保留了古人对疫病预防思想认识的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殷周时代人们真实思想的流露。
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发生时，要确立预防疫病发生的思想在精神上作好准备。《易经·需卦》的九三爻辞说：“需于泥，致寇至。”《易传》解释说“需者，饮食之道也”，“需于泥，天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因此在疫病未发生前，就应该充分意识到疫病的危害及严重性，做好预防疫病的心理准备。
《易经·乾卦》的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苦厉（疠），无咎。”后代王弼作注时说：“九三，在不中之位，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 犹苦厉（疠）也。因时而惕，不失其机，虽危而劳，可以无咎。”不中之位，指处于忧患之境、困难时期。王弼意谓处于困难时期，君子要自强不息，不要象见到疫病一样害怕得不要命。如果时时警惕，艰苦奋斗，即使情况最后不很妙，但上天也不会归咎下来的。反过来看，《周易》本意是说即使有了疫疾，君子也要带头进行防治，不要在疫疾面前心慌失措。中国古代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启发下，树立起了预防疾疫的思想，坚决了战胜疾疫的信心，因而在防治疾疫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很快。
为预防疫病发生，早在夏商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卫生方面已十分注意，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在安阳的殷王墓中，出土了壶、盂、勺、盘、铜洗等全套盥洗工具。注重个人卫生出是预防疫重的生要措施。
秦汉时期的法律条令规定，官员每五天一休沐，即五天要洗一次澡。在《大戴礼记》中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即佩兰，又叫零陵香，散发香味，驱除细菌，清洁身体，有利于健康。秦汉还有“祓禊”，即消除不详之祭。禊祭方式是熏香沐浴，《续汉书·礼仪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灰为大洁。”通过沐浴，搞好个人卫生，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
汉代的《论衡》说：“鼠涉饭中，捐而不食。”这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要求。《金匮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否则会得疟疾。夏代人已知凿井而饮，相传伯益作井，人们已注意饮水卫生，而如果饮用河水就很容易转相传染。
预防疫病，环境卫生是重要的一个主面。商周时期的人们已知在高亢之地建造房屋居住，因为住在向阳干燥地方有利于太阳光照，干净消毒，限制了疫病病菌的传播。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商代遗址中，发现在平民住屋附近，已有地下排水管道，说明商代人民已注意到排除积水、污水。在甲骨卜辞中，已有在室内外打扫和除虫的记载。《汉书》载，汉武帝时，戾太子发兵与丞相军战于长安，“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颜师古注释说：“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这段记载表明，当时城市街道的两旁开有通水的水沟。在考古发掘中，秦汉大中小型城市遗址之内普遍发现有下水道遗迹。下水管道多系陶制，逐节串连贯通，以供排泄污水之用。汉代已专门有装人体排泄物的容器。孔安国曾为汉武帝掌过唾壶，即痰盂。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已发现了汉代的瓦厕，即专门供方便的厕所。《周礼》中讲到周秦时期的宫内已经建立路厕，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都厕”，从出土的汉代明器来看，设计已相当合理。这些环境卫生的处理技术和方法，方便了群众生活，对疫病的防治所起作用重大。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文明史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汉代在各大城市附近开造了大规模的人工湖泊，在第宅庭院中还散布着许多规模较小的水池。这些人工水面的存在，既提供了居民的部分用水，而且还可以起到改良局部气候的良好作用，有利于预防疫疠的产生。《淮南子·汜论训》说：“发狂的马不能接触木头，疯狗不能投于河中。”古人知道狂犬、狂马通过啮咬而很容易使人感染，所以捕杀之后严禁食用。同时也知道不能将打死的狂犬扔入水中，因为扔入水中，病毒会污染水源，将疫病传给更多的人。《后汉书·礼仪志》云：“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水源卫生是人们控制、减少疫病的关键，因而夏天时必须挖好井，保证一年四季有清洁澄净的水饮用。
古人认为，许多传染病是由尘埃中得来的，因此早在秦国时期对“弃灰于道者”要判处一定的刑罚。就是说，垃圾不能随便抛撒到街道上，城市的垃圾须按政府的规定处理。为防止尘土飞扬，当时采用喷洒水的办法来降低尘埃飞扬的密度，防止由尘埃传染疾病的危险。为防止尘土飞扬，保持城市卫生，官府常常征发百姓清扫街道，并洒水于道，这对于净化环境，改善卫生，具有相当的意义。
对疫病的预防还表现在药物消毒方面。《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通过药物，消除疫气存在的可能。据云梦秦简记载，秦国在凡外来宾客入城时，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生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方法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作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