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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虞云国
在所有凭吊岳坟的诗词名作中，最令人难忘的有两家，一是元代赵孟頫，一是明代文徵明。虽说是凭吊岳飞，却对南宋前期那段历史寄寓着无限感慨。
先来看赵孟頫的七律《岳鄂王墓》，其诗云：
南渡君臣轻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元刊本赵孟頫《松雪斋文集》中《岳鄂王墓》书影
据元末陶宗仪说，杭州栖霞岭下岳飞墓“自国初以来，坟渐倾圯”，到至正九年（1349）才重加修葺（《南村辍耕录》卷三《岳鄂王》）。从“秋日荒凉石兽危”的倾圯景象来看，这首诗或作于宋元鼎革后不久，他已过及冠之年。作为赵宋宗室，赵孟頫做过官，后来出仕元朝，大为声名之累。但至少这首诗里，他还是寄托着深沉苍凉的家国之感。他感慨地追根溯源：自从岳飞冤死，便铸成了“天下中分”的局面，一直苟延到覆灭。由此可见，炎兴之际南渡君臣的所作所为，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很值得深入探究。
拂拭残碑，敇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明史》本传说文徵明“主风雅数十年”，“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给人以寄迹书画而忘情政事的艺隐形象。然而，在反思南宋前期政治上，他却显现出金刚怒目的另一面相。他在词里认为，南渡之初，宋高宗就不思恢复，为保住一己统治，悍然制造岳飞冤狱；而秦桧至多奉迎其私欲而已。文徵明不可能有专制极权的现代观念，却洞烛到宋高宗至为关键的作用，赢得了《词统》作者“自具论古只眼”的点赞。联想起1970年代末叶，学界有过究竟是谁才是杀害岳飞元凶的争辩，比起为最高皇帝辩护而将罪责推诿权相的辩方来，文徵明识见高明岂以道里计？
尽管赵孟頫诗里的“南渡”说的是“建炎南渡”，但历史上中原政权有过两次南渡，前有东晋元帝的南渡，后有南宋高宗的南渡。为了让普通读者一瞥书名就能明白所指，责编以书业眼光建议是否加个副题：“宋高宗及其时代”。在这册小书里，宋高宗倒确是无所不在的，但毕竟不是对他的全方位研究（这一方面有王曾瑜先生的《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主要仍集中在政治史层面；即便讨论“中兴语境”与《中兴瑞应图》时涉及了思想文化等领域，着眼点仍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几乎无所涉及（虽然还有论王十朋大魁天下前乡绅形象的文章，所论也属于这一时段，但与全书主题扞格难容，最终还是割舍），似乎还称不上名副其实的时代史，寄望这一目标能在今后研究中继续推进。
《南渡君臣》辑入诸文刊布年代跨度颇大，最早一篇在1980年代中期，距今已三十余年；几篇书评与读书记则是近年作品，也是重点所在。撰作之际各文既有侧重，结集以后尽管聚焦明确，但就全书而言，仍有若干问题有待抉发，置于首篇的《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便有这种导读性质，也基本上表达了近年以来我对南宋史的总体性思考。在我看来，既然刘子健把中国转向内在的历史坐标点定格在南宋高宗时代，绍兴体制又是他一手打造的，毋宁说这是内在转向在政治体制上的集中表现，其间必然存在着内在关系。倘若将转向内在论与绍兴体制说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或许能对南宋史形成一种通贯性的诠释架构。从理论上说，政治体制一经改变，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一种统摄性的弥散影响。但这种影响波及政治生态、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时，究竟造成怎样的具体表现，又是如何在全局的共性下表现出个性的特征？就我而言，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迄今尚未思考得很清晰与很成熟，仍有待于深入的研究。这篇导论只是供进一步探索的一份提纲。
《从靖康之变到建炎南渡》展示了从靖康之变北宋王朝刹那间溃灭到建炎南渡宋高宗政权初步立足的历史过程；《莫道西线无战事》补叙了前文未说及的宋金西线战况。《苗刘之变的再评价》与《刘豫与杨幺》分别论述了南宋政权立足初期所面临的御营武将反侧、境内民众动乱与中原叛臣立国的严峻挑战。《秦桧、张浚、赵鼎与李光的四重奏》围绕着绍兴体制确立前四位主政大臣间的进退抵制，勾勒出宋高宗与宰辅大臣之间错综曲折杂的君臣关系，以及他为何最终独相秦桧的幽微考虑。《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的始末与真伪》《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都是以民族英雄岳飞为主角的，再现了在宋金和战上宋高宗与岳飞的君臣关系如何从“倚飞何重”向“后来何酷”逆转的；前文借助于考辨赝品手诏，从侧面反映出绍兴六年宋高宗对岳飞的倚重，后文既描述了岳飞抗金的赫赫战功，也回顾了他如何招致杀身之祸的。《宋代第二次削兵权》探讨南宋初年在武将崛起的情势下，宋高宗与各派朝臣如何以祖宗家法为圭臬共谋收夺诸大将兵权的。《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虽仍以削兵权为主题，论域已拓展到南宋君主政体运行模式的逆转与绍兴体制的确立，自觉较之前文开掘更见深入。《张俊供奉的御筵菜单》与《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先后以宋高宗最倚信的大将张俊与权相秦桧为对象，前文仅是以御筵菜单为话头的随笔，后文以秦桧形象为切入点，分析了绍兴体制下权相专政的历史实相，分量之重是前文无法相比的。《从绍兴更化到绍兴内禅》概述了后秦桧时期宋高宗的绍兴更化、对金和战与绍兴内禅。《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从历时性角度勾画出整个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轨迹，在“中兴”解释权上如何从未定一说转向定于一尊的，在“中兴”话语权上是如何从各抒己见变为不许妄议的，以国家权力如何诱导操控政治话语为视角，力图揭示出绍兴体制的极权底色。
本书叙事虽以南宋高宗朝为主体，在时段上却适度下延到宋孝宗时期，其时宋高宗作为太上皇，宋孝宗作为今皇帝，实际上不过是君主政体下一种特定的君臣父子关系。《两代君主同堂时》叙述了宋高宗以太上皇之尊所拥有的特权，包括在个人物欲上的挥霍享受，在宋金关系上的干预掣肘。《中兴圣主与他的〈中兴瑞应图赞〉》是宋孝宗乾道末年两代君主共同拍板政宣型名画，借助于政治背景的钩隐索微与图像文本的历史解读，指出这是太上皇借助图像宣传以期最终形塑“中兴圣主”与着力维护绍兴体制的政治遗嘱。
殿尾那篇《中国为何转向内在》，是我研习《中国转向内在》的读后感。在这部名著里，刘子健深刻阐述了两宋之际传统中国为何与如何转向内在的。而导致这一转向的根本动因，也正是《南渡君臣》探寻的主题：宋高宗一手打造了绍兴体制，最终致使北宋全盛期中枢权力相对制衡的良性政体彻底逆转为君主极权体制。以这篇书评来曲终奏雅，既可视为全书的代结语，更表达了我对前贤的敬意。说到底，这些文章之所以结集梓行，就是企望对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转向内在”这一命题，能略尽我的绵薄之力。
三
对南宋高宗时代为何中国转向基本定格，近年以来，我的思考确实经常萦绕在怀。倘若说《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主要侧重从较宏观的视野提出了系列性的问题，那么，我也业已关注到《历史学宣言》（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的提示：“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关键。”而本书对“中兴语境”与《中兴瑞应图赞》的研究或可视为我对“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的一种尝试。这种特定个案的研究尝试，在绍兴体制的大问题下，我仍将会探索前行。
在历史研究中，政治史无疑是最具魅力的场域。其根本诱惑在于，自跨入文明门坎之后，说到底，人类社会就是一种政治性存在。政治史所关注的王朝兴亡、体制嬗递、时局异动、战争杀伐、政派起落、人事浮沉等等，最足以令后代读史者无论同情、悲悯、痛惜，还是激愤、抱恨、扼腕，从而激起慨叹，触发通感，促成反思，获取启迪。政治史研究的价值，也许正如西方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说过的那样：“学习历史是熟悉生活和政治的最好的途径；另一方面，了解别人不幸的遭遇是最好和唯一的办法使我们勇敢地接受命运的考验。”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见解，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以所谓的“后见之明”来论定“前代之史”，而应该充分体察“前代之史”之所以那样一路衍变过来的内在逻辑。这一说法强调研究者对史事演进多一份理解，自有其可取之处。然而，有必要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也是读史者或治史者以其“后见之明”对前代之史的一种复盘，以便揭示“前代之史”在推进过程中，包括在历史的分叉路口，哪些人为决策因素导致历史走向了岔路，从而深刻影响到其后历史的格局。准此而论，在分析评价绍兴和议与宋金对峙格局时，就不能以绍兴和议导致宋金地缘政治相对平衡的定局来排除此前宋金战争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倘若宋高宗与秦桧不是贯彻其一味屈膝求和的既定决策，而是抓住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屡败金军的大好形势，动用朝廷的既有权威，协调韩世忠等大将协同作战，宋金战争就有可能出现南宋占有绝对优势的结局，将宋金边境北推至黄河为界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势下，即便双方最终订立和议确是势所必然的，但南宋在谈判桌上就占有了强势的话语权，不仅和约中未必再有屈辱性条款，议和以后南宋内部的政治生态或许也不至于那么急速地转向高压与专制。
最后，说回赵孟頫的那句诗。毫无疑问，“轻社稷”的“南渡君臣”仅指宋高宗与权相秦桧及其追随者。“轻社稷”云云，却让人想起《孟子·尽心》篇里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者关系略如现代所说的人民、国家与领袖的关系。对孟子这句最富民本思想的警句，朱熹发挥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赵孟頫诗里的“中原父老”当然也属于“民”，宋高宗建炎南渡，弃之而不顾，其后又扼断岳飞恢复中原的可能战机，他绝不是以“民为贵”的。“社稷”当时即指赵姓国家，宋高宗倒也并非完全弃之不顾的，否则他之为“君”便没了着落；但也决不是置于首位，只要有“君”可做，哪怕屈膝乞和与“天下中分”。宋高宗念兹在兹的是“君为贵”，独相秦桧专政，钦定岳飞诏狱，订立宋金和议，逆转政体模式，归根结底，只是为了确保一己的君权。王夫之对他有一段激愤之论：
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宋论·高宗》）
一言以蔽之，在这位“中兴圣主”那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确保专制君权的利害计算。在他那里，三者次序依次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极权模式下，任何君主的骨子里莫不是如此排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