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郑克鲁先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满头银发的他个子很高，身上穿着的T恤衫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做翻译工作是一种爱好，主要是喜欢。”郑克鲁在受访时反复说着这句话。

　　郑克鲁1939年出生于澳门，中学时就酷爱文学，尤其对俄罗斯和法国小说情有独钟。报考大学时，他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俄语系，不巧的是1957年俄语专业不招生，他就报考了法语专业，从此与法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翻译和研究并重

　　不少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不喜欢做翻译，也有人劝郑克鲁多做研究，少搞翻译。但在郑克鲁的学术理念中，翻译和研究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翻译是透彻了解一个作家、进入他的文学世界的最佳途径。将翻译和研究相结合，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工作方式。

　　在大学读书时，郑克鲁尤其喜欢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还撰写了关于“小说和电影《红与黑》比较”的论文，在《中国电影》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有8000多字，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种经历不仅激励了我对文学的爱好，也锻炼了潜在的研究能力。”郑克鲁说，这可能是他从事文学评论的起点。

　　1979年，他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翻译作品——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反响热烈。这促使他马上翻译了第二篇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不为人知的杰作》，接着又连续翻译了好几篇巴尔扎克的作品。从此，他开始进行文学翻译，一发而不可收。由于卓越的翻译成就，郑克鲁1987年荣膺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化教育一级勋章”和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2008年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

　　虽然已经退休，但郑克鲁还是坚持每天在位于星空体育·(china)官方网站文苑楼14层的办公室里工作，在电脑键盘上敲打几千字，或翻译、或评论，早晨九点准时来，晚上八点左右才离开。

　　厚积薄发撰写文学史

　　在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是最难翻译的。20世纪80年代留学法国期间，郑克鲁并不热衷于拜访国外作家名流，出席各种文化招待会，而是倾心于收集法语资料，寻找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回国时，他带回的众多书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译诗成了他的新爱好。

　　“我始终认为，法国诗歌是最优秀的，自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我自己翻译过一万行诗了，十首里面能有两三首译得好，已经很不错了。”郑克鲁谈起这些，非常谦逊。

　　在翻译这一万多行诗歌的同时，他不断梳理、总结法国历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流派，撰写评论文章，最终完成了《法国诗歌史》一书，这也是国内首部系统、全面阐述法国诗歌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

　　《法国诗歌史》出版之后，郑克鲁相继撰写了《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文学史的写作需要坚实的文学积累，得益于长年累月的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郑克鲁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材料基础。他还转变传统文学史写作视角，批评方法更趋客观，还侧重艺术分析，对作家及作品的叙事技巧、艺术风格进行了详尽描述。

　　依然笔耕不辍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觉得要珍惜时间，便以翻译第一流作品为主。”郑克鲁说，经典的文学作品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翻译工作更多涉足名著的重译。

　　在郑克鲁看来，重译是有必要的，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一些早年的译作语言过于老旧，今天的读者阅读会觉得有隔膜。有的译本则是差错、遗漏或删节太多，让他觉得有重译的需要。基于这些原因，他重新翻译了《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和《茶花女》。

　　2004年，郑克鲁应邀重译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著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典《第二性》，这也是他首次翻译理论著作。《第二性》涵盖知识极为广博，同时有着大量艰深、晦涩的理论阐述和专业词汇，为了保证译文质量，他甚至错过了出版社原本计划的2008年波伏瓦诞辰100周年的出版时机。直到2011年，新版《第二性》中译本才面世。

　　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郑克鲁对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十分推崇。他说，翻译的第一要义是做到信，即正确传达原文的意义，能避免意译就不用意译，因为意译容易失去文字原意。文字需要精练、简洁、流畅。不能为了文辞优美，动辄用成语，多少会歪曲作者的原意。长句的翻译，则是检验译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避免译得佶屈聱牙、文理不通。

　　“搞翻译是很辛苦、很枯燥的事，要不畏烦难，要持之以恒。”尽管郑克鲁这样说，却依然笔耕不辍，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