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宏
　　从记事起就觉得父亲很忙。他的忙忙碌碌，年轻时，可能为名，稍长则要为利了；但却未得名，也没图到过多少利。或许是应了命书上说的“空忙”，可他忙得不亦乐乎，再空，只要乐在其中，空也就有了不空的意义。
　　对孩子的教育，因他的忙、被挤得很边缘。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对大哥上过心，甚至租架钢琴让他自小就有弹钢琴的美名（那时的钢琴是个稀罕物）。后来看到大哥在读大学时写的格律诗，平仄都合辙，定是得过“父之教”的。有诗为证，《醉歌寄儿辈》中道：“宁（大哥名）也堕地十五年，已习句读思雕镌。”可见是有教有育的；接着把我亮了相：“宏也跳踉类顽雀，乱鸦泼墨涂墙间。”放纵不是鞭长莫及，实固无心、无力。但“乱鸦泼墨涂墙间”，却是在父亲的默许下我童年放胆作画的真实情景，当时不会想到这竟是我绘画事业的起点。
　　童年的我，必是个名利之徒。因无利可图，利欲自然就消失了；但名欲的熏心却不论条件、不讲场合，得一个表扬，听几句好话，自豪感立刻升腾。有一技之长便等于可以占据长久的荣誉，于是，想当画家。当时纸很金贵，铅笔将正反面画得密密匝匝的，还不忍废去，再用毛笔画。不惟惜纸如金，而是纸贵如“金”，花钱去买，毕竟是在抢夺口中的零食。一直觊觎家里的白墙，想把它当纸用，终于忍不住动了手，毛笔蘸上墨写了“大跃进”三个字--这是个策略，谁敢反对大跃进？想因此圈下了一大块可以作画的地盘。正盘算着接下来怎么干，父亲开口了：“不要写字了，画画画吧！”可能是他不愿看满墙标语口号，更可能是对小孩正当兴趣的鼓励和支持。这个不费工夫得来的许可证，令我画兴激昂，不几天，满墙是画，找不到插笔的地方了，家人每天抬头低头都看着我的涂鸦。而没听到抱怨，不惜将破坏力来维护创造力，纵容兴趣，这也应算是“父之教”。
　　画出点名堂，有机会进了区少年宫美术组。我对水彩画的好感是易学见效快，而且成本低廉。一天，父亲给我一本上海人美出版的吴昌硕花卉册，令我爱不释手。其中一幅芙蓉花上题“粗枝大叶”四个字，长期在我脑中竖着，直到我透彻了中国画的精义后，恍然觉悟：这四字是写意花卉的要领。
　　因为这本册页，我爱上了中国画，一开始就跌入大写意的漩涡。我不知道父亲让我看吴昌硕的深意，可能是他更喜欢我弄中国的东西，但决不会以此来转移学水彩画的视线。父亲料我会追逐大写意的，真是知子莫如父，“父之教”于言、身之教外，又多了一重“引导之法”。
　　其实，父亲何尝不想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他也有正儿八经课子的时候，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虎头蛇尾作风，总见开头而难闻续篇。
　　那年，父亲正专心致志地注着韩愈诗，心血来潮地要我读韩诗。第一首，韩愈的少年作品：“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冈。”简明又具诗意，气势也阔大且朗朗上口，易读易记。怀着极大的兴趣等着第二课，父亲依然每天去上海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注他的韩诗，教读韩诗却再无下文了。可我一直记着这首诗，作画时每每题：少颂韩诗，此第一首也。不知情的，定认为我是读韩诗长大的。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孟子、墨子身上：认认真真地授完第一课，就悄无声息了。孟、墨的文章似云烟早已散去，倒是韩愈的那首小诗，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前几年在晋南勾留，黄河边上仰望中条山，少年韩愈的诗竟与我意境相合，不觉感慨万分。这是我的“父之教”的一大特色：蜻蜓点水，轻盈地触动，短暂却入心弥久。
　　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可以题画补空时，我便学着做诗了，看王力的《诗词格律》，琢磨通今体诗的节奏，也未向精于此道的父亲请教。但我的歪诗经他略略改动后，竟有歪打正着的效能。举两个例子，题《红梅图》诗：“春来欲问梅消息，不用罗浮梦里寻，昨夜春风临小院，侵晨树树绽红心。”父亲将后两句改作：“试看东风临大地，枝头处处绽红心。”眼界抬高了，诗意也扩大了。题《水墨荷花图》：“水面出幺荷，跳珠急雨过；阵风拂暑气，留下清香多。”诗意平平，父亲也改了后两句：“风来吹不倒，为有墨香多。”彼时知识遭贬，父亲借题发挥，他说：有知，有识，才有胆气、生气，任凭风吹雨打，傲然挺立。如此的“父之教”，真是四两拨千斤，我也似乎明白了诗和诗意了。几年后，我在东北农村寄回一首词，词牌失记，可能是江乡子，也可能用了苏辙的韵：“秋寂寂，天际雁行斜，为问江南何所似，了应红了拒霜花。多少事，触处使人嗟，略把乡愁排遣尽，一瓯还品故乡茶，歌啸度年华。”竟获父亲的赞赏，说不改一字，入宋人集子也不逊色。我受宠若惊，惊得好几年不写诗填词。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可我的“父之教”依稀可触可摸。金针度人，一生受用。
　　2015年元月于尚尚书屋

                                                                                                                         （江辛眉先生原为本院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