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族史及譜學史研究者對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直至今日所出新譜的關注程度，遠低於傳統譜牒﹔除了為數不多的幾篇論文外，沒有出版過一部專著。忽視、忽略新譜的結果，影響了對中國譜學發展大勢所作判斷的准確性，亦與其在社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稱。

　　所謂“新譜”，是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所編、刻、印、抄而成之“舊譜”而言的譜牒類文獻，新譜之所以為“新”的時代特征即在於此。但這種以譜本問世之日為新、舊分界的原則並非沒有問題。由於中國地廣域寬，各地建政時間前后不一，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對各級行政區（省市縣）內譜牒的新、舊邊界，還須進行或早或晚的區別，以符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另外，譜牒本身既非政治性文件，也非宣傳類作品，它反映的是基層社會中某一特定宗族內部的世系、聚居、人口等狀況，與發生在社會上層、中層的國體變動和政權更替，不處於同一個層級，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內問世的新譜，並不會立刻對尚在建立過程中、具有與傳統不同的新型意識形態定位的新政權、新制度作出實質性的反應，一定存在著或長或短的觀察期、適應期和過渡期。既然傳統會延續，“新社會”的到來又須經歷緩慢的陣痛，新譜所具之各類“新”特征，因此也一定有一個逐漸成形和積累的過程。

　　若就形成過程而言，新譜又可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指新中國成立后30年間（1949—1979）所出新譜。具體包含三類，即?文稿編定於新中國成立前、問世已在新中國成立后之譜。?對舊稿作局部修改后新刻、新抄、新印之譜。?新中國成立后開始並完成的新編、新撰、新印之譜。大致說來，1949年下半年及1950年代中期以前，以第1、2類為主﹔1960、1970年代則以第3類為主。由於這一階段的新譜中包含了對舊譜的大量新印、新改，因此具有舊、新階段間的過渡性質，或可將這兩類譜牒稱之為“新舊譜”和“半新譜”。以1979年為該階段的下限，主要是因為1979年是國家改革開放、社會重新整合的真正起步期。

　　第二階段指1980年以來直至當下所出新譜。此時，宗族的外部環境已較前有了巨大變化。宗族文化固然還未被主流價值認可（至今也仍未被完全認可），但修譜、散譜活動一般情況下已不再被視為政治上的異端﹔所獲得的寬鬆政策和寬容對待，已超出了生活於前30年的宗族成員的想象。這是觀察該時期新譜特征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

　　由於譜牒的表現形態與宗族生存狀態基本對應，因此，隻有在傳統的“村—族”聚居方式已難以持續維系，中國開始進入世系認同與族人聚居相分離的“后宗族”時代的最近25年，所出新譜才在體例、內容、介質、形態上實現了全方位的突破。當然，這一時期仍有許多對舊譜的新刻、新印（影）和新抄以及數碼化制作，但那主要是為了搶救珍貴的歷史文獻﹔此一階段新譜的主體，已不再是“新舊譜”“半新譜”，而是新編、新撰、新印，且被賦予新目標、採取新形式的“全新譜”。

　　對新譜基本定義和階段劃分作上述說明是否合理，尚待研究實踐的檢驗。無論如何，對新譜的研究與評價，總要以確定新譜概念的能指與實指為邏輯前提，否則即溢出學術范圍。

　　在中國譜學史研究著作中，凡提及新中國成立后30年的大陸譜學發展，總會作出“中斷”“沉寂”或類似的概括，然而這並不符合中國譜學的實際狀況。有一則曾被廣泛引用的資料可為佐証。在作為“四清”運動綱領性文件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中有七個附件，其中第二個為《東北、河南報告兩件》。“河南報告”的上報日期是1963年4月15日。該報告援引河南省90個縣的統計資料，聲稱發現“續家譜一萬多宗……不少黨員、干部參與了這些活動，有些甚至是他們帶頭干的”。這些向當時最高領袖及中央主管部門鄭重呈報的“敵情”雖然可能有夸大之嫌，但譜牒曾被普遍續修，且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則應該是基本事實。

　　在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家譜總目》中，保留了新中國成立后30年間大陸地區所出新譜目錄1150種，無一年中斷﹔另據筆者最近對浙南6縣的調查，共發現新中國成立后30年新譜40種，均為《總目》所未收。這就可以証明，僅就現有存目來說，新中國成立后30年所出新譜也已經是中國譜學史上一個不能忽視、輕視的重要階段。

　　若再按省別進行大致統計，更可顯示其分布的廣泛性。如在《總目》著錄的新中國成立后30年所出1150種新譜中，譜籍所在各行政區的數量分別為：安徽8種，北京1種，福建151種，廣東202種，廣西7種，貴州3種，海南7種（原屬廣東），河北3種，河南18種，湖北16種，湖南184種，江蘇69種，江西41種，遼寧10種，內蒙古1種，青海7種，山東70種，山西7種，陝西19種，上海10種，四川14種，浙江250種，雲南4種，重慶3種（原屬四川），“全國”36種，“世界”2種，不詳7種。如果參考其他收藏單位（如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新增目錄和學者個人的田野調查資料，以上數字將會被輕易突破。研究者固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對其進行階段劃分，卻沒有理由懷疑中國譜學發展在事實層面所具之連貫性。

　　新譜研究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新譜與舊譜間的“自然銜接”。上文所說“文稿編定於新中國成立前、問世已在新中國成立后之譜”，即所謂“自然銜接”。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政府傾全力於“大事”，無暇整頓傳統，這就形成了“自然銜接”所需要的外部環境，而宗族世系本身之延續性，亦為其關鍵內因。若欲清理某族近代以來至1950年代初為止的世系傳承及遷徙分化狀況，這類“自然銜接”而成的新譜，是重要的基本資料。

　　第二、基層社會自我滿足的“價值追求”。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固然雷霆萬鈞，所向披靡，但宗族活動自有其特定的“小共同體”范圍和內容，一般不需要張揚和排場，尤其是憑個人或少數人的投入即可完成的修譜更是如此。在政治運動開始逐步升級的1960年代，僅《總目》著錄的現存新譜就有269種﹔即便在十年“文革”期間，仍有236種，不免令過來人瞠目。當年，所有倡議和參與修譜者都被認定懷有復舊的“反骨”，現在看來顯然不符合事實。這批宗族成員只是在堅守一種宗族性文化價值而已﹔在他們看來，將本族世系的傳承情況准確記錄下來並流傳下去，是最平常也是自己最應該做或能夠做的事，雖不能強盛“大共同體”的國運，卻與外世無爭，與外人無關。

　　第三、宗族向“后宗族”形態轉型在文本上的反映。傳統宗族形態的基本特征是世系（宗）與聚居（族）的統一，“后宗族”形態則是世系與聚居的分離。“后宗族”形態的產生，既與族外的社會動蕩、戰亂兵燹有關，也與族內的世系分支、遷徙分化有關。反映在譜種上，就是聯宗類譜牒的廣泛編撰。在《總目》著錄的1949年至2007年大陸所出9883種新譜中，聯宗類譜到底有多少是一個需經鑒別方能把握的數字，若憑譜名聯想，則不易作出准確判斷。如山西省沁縣《沁縣牛家巷牛氏宗譜》、山西省襄垣縣《連氏宗譜》等，名為“宗譜”，實際上都是由某地某族發起、連接散居各地同姓為特征的聯宗譜。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中國新譜涉及的地區包括大陸、港台和海外三大部分。就新譜研究的學術潛力而言，除大陸外，最主要的應屬對台灣新譜的研究。譜學研究者對台灣地區1949年前、后所出譜牒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目錄學領域。據《台灣區族譜目錄》《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族譜簡目》和《中國家譜總目》以及其他收藏單位的著錄，台灣新舊譜牒的總數約為3萬至3.6萬種，其中1949年以后所出新譜約佔80%。對於1949年以來的台灣新譜，筆者堅持以下觀點：

　　第一、1949年以前的台灣，不過是脫離日據、回歸祖國不久，且遠離中國現代政治、經濟、文化核心的邊陲省份之一。因此，1949年以前的台灣譜牒，充其量只是中國一省之譜牒（如浙江、江蘇等省一樣，但地位卻遠遠不及），而1949年以后，隨著各省移民的大量進入、長期定居和台海架構的逐漸確立，台灣島內逐年新修積累的譜牒，已成為罕見的“中國譜牒之窗”。這在中國文化史和譜牒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第二、1980年代以后台灣新譜的發展並不是孤立或獨立的，而是與大陸地區1949年后不絕如縷、1979年后不斷加速的新譜編撰活動及其成果積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大陸新譜與台灣新譜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共同營建了中國現代譜牒發展的全局。將台灣新譜置於包括大陸新譜在內的整個中國現代譜牒發展的大背景下，是提高1949年以來台灣新譜研究水准的重要基礎。

　　第三、在譜牒學的邏輯框架中，不僅包含了對譜牒功能、譜牒資料的研究，還包括了對譜牒類型和譜牒樣式的分析。1949年以來的台灣新譜，在對傳統譜牒類型、譜牒樣式的繼承、創新方面，提供了遠比同時期大陸新譜豐富、生動得多的現代樣本，為中國譜牒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四、1949年以來的台灣，經歷了都市中心化—農村城鎮化的發展道路，完成了由傳統宗族向“后宗族”形態的轉型，譜牒的編撰亦從多方面反映了城市（鎮）化過程中脫離了“村—族”聚居狀態的城鎮居民對傳統文化形式的需求。對於正在經歷這一過程的大陸居民來說，台灣新譜走過的道路（包括商業運作機制），是一項值得認真借鑒的重要經驗。

　　總之，台灣新譜取得的發展以及在中國譜學史上的地位，離不開大陸文化母體的滋養﹔對其學術價值的鑒定，也離不開對大陸新譜的認真研究和系統總結。

　　就一般的判斷而言，在中國，漢人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具有血緣—世系性質的團體（如宗親會等），在現代生活中所佔據的地位與作用呈遞減趨勢這一點應該不會和世界其他地區出現根本的區別，但這並不能証明它們不具備文化上的合理性。由宗族文化傳統所代表的那種對自身及其所屬群體價值的深刻的歷史性認定，恰恰是現代商業社會中的人們所缺乏的一種修養和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一種可以大致反映當代中國宗族文化價值的文本形式，新譜的持續出現以及相關人群的廣泛參與，既不是偶然的和隨心所欲的，更不是沒有意義的。由於各種類型的新譜還在大量產生，前所未見的問題將層出不窮。就中國譜學史而言，包括新譜在內的所有現存譜牒，顯然都只是某一歷史階段的產物﹔科學化的研究既需要對資料進行廣泛收集，系統整理，更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周密設計，精心部署，分區調查，分題落實。筆者相信，隨著對新譜研究的深化，中國譜學史將與時俱進，更加貼近生活，更加豐滿真實。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