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時代的“另一種啟蒙”

　　□田建業 熊月之 許紀霖 蘇智良 高力克

　　編者按：杜亞泉先生（1873—1933）是近代中國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翻譯家和科普出版家，是百科全書式的啟蒙學者。其學問涉及數學、物理、化學、博物、醫藥、政治、法律、哲學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杜亞泉先生一生重視興辦教育和培養人才，他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學和中國最早的科學刊物，主編大量教科書，對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譽為科學報國的先驅。1993年，杜亞泉先生的故鄉浙江上虞與上海歷史學會聯合舉辦“紀念杜亞泉先生誕辰120週年學術研討會”，王元化、蔡尚思、蘇淵雷、湯一介、樂黛雲、龐樸等大批專家學者與會。20年後，雙方再次合作，在上虞召開“紀念杜亞泉先生誕辰140週年學術研討會”。本報精選部分會議發言，以饗讀者。

　　田建業（杜亞泉先生外孫）：亞泉先生逝世時，我還不到3歲，以前只聽到大人們講，他是商務印書館編教科書的，其他情況我就不了解了。

　　直到1992年，我在《紅旗》雜誌上看到龔育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說，杜亞泉在自然科學方面是一個先驅者，但在社會科學方面是一個保守者、落後者，兩方面合在一起，稱為“杜亞泉現象”，原因在於他的世界觀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為何會有這種結論呢？杜亞泉曾經和陳獨秀有過一次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辯論，當時陳獨秀是革命領袖，而杜亞泉則被認為是保守一方。我對這篇文章的結論感到驚奇，想一探究竟，就到圖書館查閱有關資料。一查之下，我就對龔育之先生的結論不敢茍同了。陳獨秀主張的是徹底否定我國傳統文化；而杜亞泉當時主張對西方文化應該有相當的吸收卻不是完全仿傚。於是我想，道理應該是在杜亞泉這邊啊。後來聽說，浙江理工大學有一位喜歡杜亞泉思想的年輕學者，他曾經到北京訪問龔育之先生，龔先生也承認，他實際上沒有好好研究過杜亞泉的著作，只是按照傳統的觀念作出了推論。我在圖書館翻印資料時，發現杜亞泉先生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東方雜誌》主編期間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章，其中很多觀點引起了我思想上很大的震動。

　　比如，杜亞泉先生說：人類的知識是全體人類在長期實踐當中共同積累起來的，它必然是極其廣泛、極其豐富、不斷發展的，是多元的。他勸告人們不要極端地主張自己的觀點，也不要輕易否定異己思想，否則就會把自己囚禁在一個狹小的知識圈子裏，思想就陷於膚淺和平乏，理論就趨於停止和枯萎。我想，這不就是我們講的思想僵化現象嗎？

　　又比如，杜亞泉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就指出了“不要以為政府是萬能的”，他認為，社會的活力存在於社會本身，政府是沒有辦法創造的，政府的職責是保持社會的安寧，維持社會的秩序，保持社會活力的源泉。他還提醒政府對於公民不要過多干涉，發展工商業由企業家去做，發展教育事業由教育家去做，政府不必自己擔當企業家、教育家的角色。這不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以後才意識到的“小政府、大社會”嗎？再比如，過去我們在處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方面，總是強調個人利益要絕對服從集體和國家的利益，否則就要被批評為個人主義。但杜亞泉就講，個人與國家之間應該有一定的界限，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相互之間有一定關聯，如果國家漫無邊界，個人就無所適從，個人和國家都會不幸。由此他指出：個人所以能夠于國效力，是基於個人有完全的人格，能夠發展自己的能力去做國家需要的事情；如果只注重國家，置個人人格于不顧，或縮小個人範圍，就會得不償失。因此他這樣講過：“因此個人能夠盡力於國家的事情，必須使個人先盡力於自己的事情。”這些都是很辯證的。

　　我個人曾反覆思考過，“文革”為什麼會在我們國家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接觸到杜亞泉先生的著作，仿佛進入了一個廣闊無垠的思想寶庫。他的言論雖然發表在近一個世紀之前，但好像很能針對我們眼前的諸多現實，他的著作是反思曾瀰漫于我國社會的極左思潮的一劑良藥。

　　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兩位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商量，我們都希望把亞泉先生的著作挖掘出來，介紹給社會。我把圖書館能找到的有關的文章全部複印下來，大家一起選擇，標注句讀。我的舅媽、杜亞泉先生的兒媳施亞西是華師大中文系的教授和出版社的編審，由她負責編輯。後來我們又向許紀霖教授請教，他引薦了王元化先生為這本文獻作序。王元化先生看了亞泉先生的文章後，很興奮，他告訴我，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杜亞泉的文章是空白，而杜亞泉是我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的重要人物，讓我提供更多文章。王先生花了幾個月時間認真研讀杜亞泉，最後寫出了那篇著名的序言《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由於王元化先生的重視和推動，以及許紀霖、高力克等當代學者的研究，還有杜亞泉先生故鄉上虞的重視，被淹沒了半個多世紀的杜亞泉思想，逐漸被學術界所重視，並得到重新評價。

　　歷史實踐證明，思想現代化建設比其他領域的現代化建設要艱難的多。然而，正確的思想遲早會被人們所認識並接受。宋朝詩人楊萬里有一首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小溪出前村。”杜亞泉的思想是一股清泉，它正在衝破萬山的重重阻撓，靜靜地，堂堂正正地流入一馬平川。願它流得更暢，流入人們的心田。

　　熊月之（上海歷史學會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近20年來，隨著杜亞泉文選、文存的編輯出版，隨著王元化先生與其他幾位學者論述杜亞泉宏文的面世，學術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杜亞泉研究熱，杜氏生平與思想的眾多方面，包括《亞泉雜誌》與《普通學報》、杜氏與商務印書館、與《東方雜誌》、與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與科學普及等，都得到了研究，特別是他與陳獨秀關於東西文化的爭論，研究得尤為透徹，其意義得到了闡發，價值得到了肯定。一個久被塵封、忘卻或誤讀的杜亞泉，已以其博雅、開明、週詳、深刻的思想家形象，站立在思想史上。對歷史人物的再研究，往往是基於對現實問題的深思考。對杜亞泉調和思想、接續理論的再評價，折射的是今人對“五四”時期激進反傳統的反思，對近代以來片面強調鬥爭哲學的深惡。在這個意義上，杜亞泉的思想沒有過時，杜亞泉仍然活在當下。

　　杜亞泉是近代少有的科學家與思想家一身二任的高度複合型人才。作為思想家自不用說。作為科學家，他不光譯有數學、植物學、生理學等方面教科書，編有《化學定性分析》《理化示教》《動物學精義》《植物學》《礦物學》等科學著作與教科書，是清末民初翻譯、編輯科學教科書第一人，還對多門學科下過很深的功夫。

　　杜亞泉對於數學、化學、生物學興趣尤其濃厚，所下功夫尤深。杜對於自然科學的興趣是從數學起步的。他通過自學，由初等而中等而高等，可以擔任數學教習，編寫教科書，翻譯對數表。化學是自然科學中與傳統學問差異最大的學科。杜亞泉主編的《亞泉雜誌》刊登有關科學的文章總共40篇，其中關於化學就有19篇，可見他對化學興趣之濃厚。他使用的化學元素名稱有76種，較此前江南製造局所譯63種多出13種。他編的《化學工藝寶鑒》，述及化學工藝30余類千余種，舉凡合金、鍍金、冶金、玻璃、琺瑯、人造寶石、陶器著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物及解毒等，應有盡有。生物學中，杜亞泉在植物學、動物學兩方面都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研究與介紹工作。他編校的動物學教科書中，有關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動物的演進及滅絕是一大特點；書中關於石炭係、二疊係、侏羅係、白堊係的介紹，關於始祖鳥為爬蟲類與鳥類之中間物的介紹，均為其他教科書所少見。他主編的《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都是中國該學科的第一部大辭典。前者集13人之力,歷12年之久,是當時教育部審定公佈、各省長通飭採用的教科書。東吳大學生物系主任、美國科學家祁天錫也認為：“自有此書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據，而奉為指南焉。”近代生物學是與進化論聯繫在一起的。杜亞泉在介紹生物學知識的同時，準確地介紹了進化論理論。他不是簡單地復述達爾文學說，而是介紹整個進化理論，介紹了進化論的主要概念，介紹了進化論演變的過程，特別提到了拉馬克的“用進退廢”理論對於達爾文的啟發和影響。

　　與杜亞泉同時代，中國也有兼通西學的科學家，諸如李善蘭、徐壽、華蘅芳、任鴻雋，但他們基本上是某一方面的專才，且他們都不是思想家。與杜亞泉同時代，中國也有具備比較豐富的科學常識的思想家，諸如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章太炎等，但自然科學在他們那裏，僅是常識而已。他們很少會從某一科學的內在理路出發，進行今人所謂的跨學科思維。

　　正因為杜亞泉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備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複合視野，所以，他的見解，常常能別具只眼。“五四”時期，陳獨秀激烈貶中褒西時，他力斥其非，列舉中西環境、歷史不同，所趨自異。在陳獨秀那裏，中西之異亦即古今之異，中西之別即為落後與先進之別，複雜問題被簡單化處理。而在杜亞泉那裏，中西之異則是事物多樣性的表現，複雜問題被還原其複雜本相。杜氏所據學理，在生物學界，則是共識，後來也成了人類學界的共識。民國初年，許多人懲于政治腐敗、社會混亂、道德淪喪而非議共和，詆毀革命，他投袂而起，肯定革命。他以十年與五千年作為立論單位，以小變與大變、常例與特例作為概念元素，說明“五千年來專制帝王之局，於此十年中為一大結束；今後億萬斯年之中華民國，乃於此時開幕。則非十年以來之小變，實五千年以來之大變，而不可以常例論矣。”他還從思想文化層面，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聯繫、發展角度，論述這十年變化的價值，指出“且此十年內之變局，不特在吾國歷史中，為上下古今時勢轉移之樞紐；即在世界歷史中，亦為東西兩洋文化交通之關鍵……他日者，因兩文明之接合，辟偉大之境域于精神界上，固不能不以此十年為孕育胚胎之時代矣”。

　　杜氏立論基礎，就是源於生物學界的長時段視域，源於變異性與保守性辯證統一的原理。對於清末民初的那場變局，他從五千年的悠長歷史與全世界的廣袤範圍，長宙大宇，憑空鷹瞵，所見自與庸常有異。

　　關於杜亞泉思想特色，蔡元培有一概括：“先生既以科學方法研求哲理，故週詳審慎，力避偏宕。對於各種學說，往往執兩端而取其中，如惟物與惟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國粹中之漢學與宋學、動機論與功利論、樂天觀與厭世觀，種種相對的主張，無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長而調和之；于倫理主義取普泛的完成主義，於人生觀取改善觀，皆其折衷的、綜合的哲學見解也。先生之行己與處世，亦可以此推知之。”杜亞泉的折衷與綜合，並非陳獨秀一度非難的那種簡單調和，而是在對兩端意見進行抽絲剝繭、窮根究底剖析之後的兼取其長，是週詳審慎分析之後的高級綜合，經得起學理的推敲，也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杜亞泉逝世半個多世紀以後，人們重讀他的文章，還會驚服他的敏銳與深邃，比如王元化先生曾感嘆：“我們現在思考的很多問題，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遠遠超過我們當今一般人呵！”一個人的思想，不因歲月風雨的蕩滌而稍減其光芒，這就是不朽！

　　許紀霖（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如果沒有杜亞泉先生，中國近現代的思想文化史就缺了一塊——這句話過去不敢說，現在可以說了。我自己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過去杜亞泉在我們心中是一個負面的、保守的形象，而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陳獨秀等領導的啟蒙。

　　我們首先要感謝施亞西教授和田建業先生，1990年代初，他們作為杜亞泉先生家屬，首先把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先編成《杜亞泉文存》。此外，我們一定不能忘記王元化先生，如果沒有他的這篇15000字的長序《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杜亞泉先生的影響不會傳播這麼快，這麼廣泛。王元化先生在1990年代初有一場對中國當代思想的反思，這也是對他個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反思。他覺得20世紀中國有那麼多歷史教訓，很重要的原因是太激進了，總是相信極力變革，強調反傳統。他的反思在1992年時剛剛開始，當時讀到杜亞泉先生的這些被埋沒的著作，他真是大吃一驚，他說：我現在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都有非常成熟的思考了。所以他最後寫成了《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這篇文章在《文匯報》用兩個整版發表。當時大家腦子裏還是激進的東西，而王元化先生肯定了杜亞泉的中西調和思想的積極意義，並反思了陳獨秀的激進主義的負面影響。這在當時轟動全國，因為王元化先生在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一面旗幟，他進行反思，當然很轟動。很多當時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大學者也開始關注杜亞泉，寫了很多文章。兩年以後，北京三聯書店把這些文章集輯起來，出版了《一溪集》，當時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學界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美國、台灣地區、歐洲的學者中，有幾位專門對杜亞泉作了研究，更多的學者把杜亞泉的思想作為重要的文獻，引入到他們對中國的“五四”和中國現代思想的思考中。

　　今天回過頭看，杜亞泉先生在世時是比較寂寞的。傅斯年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大將，他就諷刺杜亞泉是一個半新半舊的人物，認為他是被淘汰了的。實際上到了1920年代以後，杜亞泉已經被新文化運動的潮流邊緣化。但是，一個真正有思想的人，歷史是不會淹沒他的。過了半個世紀，我們再來看這些思想，今天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超越時代的大師，我把他的思想稱為“另一種啟蒙”。陳獨秀和《新青年》是啟蒙，而在中國思想史上，還有20世紀另一種“溫和的啟蒙”，不以反傳統的方式，而是和傳統加以調和，把現代和傳統結合起來的啟蒙，杜亞泉先生就是另一種啟蒙的代表者。除他以外，還有“五四”時期的梁啟超。

　　每隔10年，我們重新閱讀杜亞泉先生留下的著作，都會有新發現。20年前王元化先生發表在《文匯報》的長序是反思激進；10年前，紀念杜亞泉先生誕辰130週年的時候，上海歷史學會在上海開過一個學術研討會，《文匯報》又發了一個整版的紀念文章，主要討論“另一種啟蒙”，討論中西調和。最近這10年來，我也寫了一些文章，也涉及到杜亞泉先生的研究。他是一個思想非常敏銳的人，對那個時代的很多重大問題，特別是文化政治問題都有非常敏銳的觀察。那些過去我們忽略的思想，今天又陸續被重新發掘出來。此處我就講兩點。

　　民國初年共和政體失敗，杜亞泉是最早進行反思的學者。他思考了共和政體失敗背後的重要原因，他稱之為“迷亂之人心”——一個世道不怕其他亂，只怕最後亂到人心，人心亂了是大亂。人心為什麼亂？過去儒家奠定了中國一套共同的價值觀，再亂，終有一天會大治，但是民國初年，儒家崩潰以後，新的一套價值又不能完全讓大家接受，整個社會用今天的話說叫“缺乏核心價值”。杜亞泉在《新青年》之前，在《東方雜誌》裏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強調要重視精神文化的建設。

　　另外，我們過去都相信進化論，相信歷史是進步的。杜亞泉先生在民國初年就思考過，進化論給中國帶來的當然是進步，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東西——過度相信競爭，相信以物質為中心。中國後來產生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物質主義，大家都相信物質的力量，而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杜亞泉先生很早就認識到，這會給中國未來帶來很大的傷害。他有一段話，非常深刻，他說：“蓋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以來，宇宙無神，人間無靈魂，惟物質力之萬能是認，復以殘酷無情之競爭淘汰說，鼓吹其間……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觀如何，均無暇問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於淘汰，為處世之緊急問題。質言之，即如何而使我為優者勝者，使人為劣者敗者而已。如此世界，有優劣而無善惡，有勝敗而無是非。道德雲者，競爭之假面具也，教育雲者，競爭之練習場也；其為和平之競爭，則為拜金主義焉，其為激烈之競爭，則為殺人主義焉。”

　　這段話是100年前寫的，他在100年前已經注意到無序競爭、過度競爭會產生什麼結果。這就是經典，反覆回味，又能讀出新的意思。他的思想會反覆啟發後人，讓我們看清未來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的路。我們每隔10年要紀念他，不是為紀念而紀念，而是讓杜亞泉先生的思想成為照耀未來的一盞明燈。

　　蘇智良（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今天這個會議之前，我拜讀了施亞西老師編的小冊子《文化前輩杜亞泉》，很有收穫。我個人接觸到杜亞泉先生的思想是在30多年前在華東師大讀書時。當時我的老師說，你們要做近現代研究，至少要去讀10年以上《東方雜誌》，所以我當時是通過《東方雜誌》接觸到了杜先生。當時還年輕，當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也不一樣，他很多思想還沒有讀出味道，這是一個最初印象。

　　首先，杜亞泉先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家，是一位思想家和學問家。他學貫中西，疏通文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尤其在植物學上有精深的造詣，文科方面涉及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哲學、教育學等等，另外還包括醫學，他很早提出中西醫的融合。他所涉獵的學問，恐怕是現在一所大學幾十個係才能夠涵蓋的，真是一個天才。這樣一位大師，我們過去對他的關注太少，特別是他的很多思想。我想，他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和地位，會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而日益顯現。當今我們要治理中國社會，要發展中國的現代化，恐怕少不了要從杜亞泉的思想中尋找啟迪，尋找答案。

　　第二，杜亞泉之所以能夠成為偉大的學問家和思想家，他的成才至少有這樣三個原因。一個是紹興地區的人文積澱，這塊地方幾千年來都非常重視文化，而且它地處海邊，隨著近代的開放，現代化的浪潮已經影響到這個地方，沒有這種地域和家庭的背景，他後來也不可能成為大學問家。第二個是他本人的因素，他的聰慧和勤奮，他的愛國和開放的心態，是促使他成為一個大師級人物的很重要的因素。第三，我們也需要看到上海近代城市這樣一個場域，在他到上海生活、工作的時期，上海成了中國的文化中心，成為中西薈萃的思想地，在這樣一個大都市裏面，杜亞泉先生能與很多思想家、學問家交流，獲得大量資訊，包括西方文化，這些使得他進一步昇華。

　　第三，我想探討一下他與商務印書館的關係。直到今天，商務印書館還是中國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之一，在近代它更是鶴立雞群。過去講到商務，講得比較多的是張元濟先生，當然張元濟先生半個世紀執管商務，確實是慧眼識珠，團結集聚了中國近代一大批學問家，促成了商務的一個高峰。那麼張元濟的知人善任，其中很重要的表現就是杜亞泉的加盟以及在商務服務的30年。

　　杜亞泉先生在商務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一個就是教科書，因為晚清近代學制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教科書，在杜亞泉的執掌下出現了一大批自然科學的教科書；第二是很多理科的書籍，他執掌理化部，推出了數以百計的啟蒙書籍，這對於中國近代科學的生長起了很重要的奠基作用；第三是主編《東方雜誌》，而這本雜誌被我們稱為是近代最重要的綜合類期刊，他親自寫了好多政論性的文章，我比較佩服的是他關於國際關係的論述，他對天下事情瞭如指掌，有很多精到的評述，上海書店出版社重印了《東方雜誌》，並且在進行數字化，我相信學界以後對這本雜誌會更加重視；第四，推介社會主義的學術；最後是倡導中西醫的結合，民國時候，“廢中醫”的論調曾經甚囂塵上，到了1990年代以後，一直到當下，還有一批所謂的知識分子在老調重談，所以我們再去看看杜亞泉的論述，會有很多啟示。

　　所以，杜亞泉對於商務印書館之成長為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出版機構，特別是推出思想史上的著名書籍，是有非常大的功勞的。綜合以上三點，我感覺我們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在弘揚杜亞泉思想方面做的還非常不夠。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是高速的增長，一方面又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我們要去尋找解決方案，尋找思想武器的時候，杜亞泉的著作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庫。

　　高力克（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在思想史上，有一些卓爾不群的思想家，他們與其身處時代格格不入，他們的思想屬於未來。杜亞泉就是這樣一位不合時宜的思想家。在激進思潮狂飆突進的“五四”時期，這位特立獨行的思想者，因其溫和理性的調和論思想與新文化運動相牴牾，被20世紀的激進主義浪潮所掩蓋。但其深邃獨到的思想智慧並沒有被歷史所湮沒。1993年秋，杜亞泉誕辰120週年紀念會在浙江上虞舉行，中國思想界得以重新認識這位傑出的民國思想家。

　　杜亞泉的黯然命運，是以百年中國的“革命世紀”為背景的。在革命時代，較之意識形態和激進思潮，那些深刻的思想往往是無力的。杜亞泉被再發現，則恰恰是革命世紀終結的世紀末。在歷史轉折中，杜之“調適的智慧”方顯其深邃獨到的思想價值。

　　杜亞泉是近代中國傑出的科學教育家和百科全書式的啟蒙學者。前清秀才出身的杜氏，自學成才，博采自然、人文、社會諸學，自1904年起長期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編撰了大量國文和理化教科書及科學工具書，其中包括我國最早的植物學辭典和動物學辭典。1911年春，杜接手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主編，自此發表了大量時政與文化評論，為民初和“五四”時期重要的輿論家和思想家。1918年，他因批評新文化運動，而與新文化領袖陳獨秀髮生東西文化論戰。1920年，杜因堅持獨立思想與商務館方意見不合，而辭《東方雜誌》職，仍任編譯所理化部主任，從事科學著作編撰，自此淡出思想界。

　　民國初年是一個社會文化激變的大轉型時代，不僅政局的紛擾動蕩，並且中西文化激蕩。民國的“共和幻象”，導引了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孔教運動和反儒倫理革命的頡頏，表徵著中西新舊深刻的文化衝突。杜亞泉的調和主義是對民初中西新舊衝突的思想回應。他的調和論，熔陰陽學說、中庸之道、自由主義、科學思想于一爐，將兩力對抗之調和歸為宇宙、社會、人生的基本法則。

　　在文化問題上，杜亞泉不贊成新文化派流行的進化論和西化主義之文化觀，而持文化多元論觀點，主張中西新舊之調和。杜認為，中西文化的差別為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發源於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是一種“動的文明”；而產生於東亞內陸的中國文明，則是一種“靜的文明”。中西文化精神由此而有“和平”與“競爭”之別。中西文化之“靜”與“動”，利弊互見，相輔相成。二者適可調劑補正。杜進而預言：“至於今日，兩社會之交通，日益繁盛，兩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調和，為勢所必至。”他主張，文化建設應“輸入新文明，調和舊文明”。他認為：“當前中國文化的困境，並非輸入新文化之為患，而是不能調和舊文化之為患。故而中國文化建設之要務，在調和新舊，去其畛畦，祛其捍格，以陶鑄現代中國新文化。”杜的中西靜動文化觀，與泰戈爾、羅素的東西文化論不謀而合。

　　面對“五四”時期中西文化衝突的意義危機，杜亞泉提出了文明統整說。他借用社會學的“分化”與“統整”概念，思考中國文化之統整問題。他認為，進化之規範，由分化與統整二者互相調劑而成。他在《迷亂之現代人心》中講到：“現代思想，其發展而失其統一，就分化言，可謂之進步；就統整言，則為退步。中國古典思想最重統整，如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說。後世大儒亦大都紹述前聞，或吸收道佛精義而與儒術醇化。我國之所以致同文同倫之盛而為東洋文明之中心，蓋由於此。”西洋思想為希臘思想與希伯來思想雜合而成。希臘思想本不統一，斯篤克派與伊壁鳩魯派互相反對，其後為希伯來思想所壓倒。文藝復興以後，希伯來思想又被希臘思想破壞，而此等哲學思想又被近世之科學思想所破壞。今日西方種種雜多之主義，皆為破壞以後之斷片，而不能得其貫串聯絡之法，因而生出無數衝突。故西洋人于物質上雖獲富強之成功，而其精神上卻煩悶殊甚。“夫精神文明之優劣，不能以富強與否為標準，猶之人之心地，安樂與否，不能以貧富貴賤為衡。”在杜亞泉看來，屢被破壞而斷片式西方文化不能救濟中國文化之危機。

　　杜亞泉洞悉歐洲文化二元論傳統長于分化而失之統整的困境。自古希臘以降，歐洲文明一直陷於希臘與希伯來之理性與信仰、理性與感性之兩極震蕩之中。從古希臘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到中世紀的神學霸權，到文藝復興的人文解放，到啟蒙運動之“理性的世紀”，復至現代世界除魅後的“上帝之死”，以及現代意識形態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諸神之爭”，一部西方文化史可謂希臘文化與希伯來文化的戰爭史。西方文化得之分化，失之統整。西方現代性的困境，在於其以理性作為中世紀宗教統合力量之替代物的失效，導致文化兩橛的分裂衝突。中國文化則以統整見長，儒家作為一個整全性的價值系統，具有“以道德代宗教”的文化整合功能。杜亞泉對中西文化結構的統整性與分化性之特徵的揭示，以及其以中國文化為繩索而貫穿西方文化之散錢的文化統整論，極富深刻的思想洞見。晚清以降，中國問題的實質，是中國文化面對西方文化之壓力的再調整（胡適語）。文化調整者，須批判與建設兼備。“五四”反傳統主義之倫理革命的困境，在於廢儒之後何以統整中國文化？此即杜亞泉問題的深刻性。其以中融西的文化統整論，顯然較之新文化派以西易中的西化主義更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