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教授在星空体育·(china)官方网站人文与传播学院的讲演

       今天我并不是给大家讲一遍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来谈怎样研究城市史。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从事城市方面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毕业后主要是从事水利方面的相关研究，之后做交通研究，现在的领域是古地图研究和城市研究。
　　研究城市史有很多视角，我今天讲其中三个视角。一是城市的选址。我今天讲城市选址是考虑到，历史地理学这个领域和古典学或简牍不同，在学术性之外，如果和现实一点都不联系，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后面也会谈谈关于城市减灾防灾的启示。第二个视角是城址转移。一个城市的位置是会有移动的，可能是受到自然灾害如河流的影响，或是因为城市发展受到周围环境限制，亦或是城市的功能发生改变。第三个视角是城市形态，即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比如唐代长安城反映出怎样的城市结构和城市管理，到了元大都的北京，又变成了其他形式。
　　
核心观点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城市有一些附属的建筑物是当时古人总结的减灾和防灾经验。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地图，但是地图上往往没有注明建筑用途，而如果你研究历史，就能通过文献上的记载发现这些附属建筑的功能，由此为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议。
　　李孝聪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49-1968年，随父母在北京读书。1978年从西藏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2007年，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迄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主任。
　　专长于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古代舆图研究、中外比较城市史研究、中国水利史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与地图学史、中国地方志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城市史研究要依靠文献、地图和实地考察
　　首先我来谈一谈研究城市史的方法。
　　一是文献。古代的地理总志和地方志是一个线索，可以以这两者为线索去查考当时人和事的记载。例如你去查明代的志书上记载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而修这座城，然后再去追寻最原始的史料。近代史料则应该查档案，如工务局、社会局档案。譬如，1990年代我同荷兰人合作了一个项目：北京庙宇的空间分布。北京的庙宇主要包括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宫观、道庵，还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以及满族萨满教的堂子。要研究这些庙宇在一个城市里如何分布，有何特征，在城市的运转中起何作用，就得首先搞清楚它们在哪儿。而社会局曾经在城市里做过庙宇和庙产的调查，对于每座庙宇在哪条街、哪条胡同里面，何时兴造，有几间房，多大面积，住持是谁，里面的庙产有什么，哪些信众来这里烧香等等都登记在册，所以社会局的材料可以用。另外，研究会馆、商会、商铺也都可以运用社会局档案。我曾经在日本东洋文库找到一些关于北京银号的材料。大家都知道以前做生意用银票，由票号掌管，然后出现银号，之后才出现银行。日本这批资料就记载了银号在北京的分布。做上海城市研究，可以从地契、海关档案中寻找到资料。另外，笔记、日记、游记也都是很重要的，如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笔下所记录的中国城市是第一手史料。我曾经利用过一些沿运河航行的笔记，看几时几刻水门开，人们应该在哪儿候潮，等潮水涨了，运河的船只才能开过去。如果你一时没有这么多时间阅读这些文献，可以先把书目找出来，然后结合你研究的哪个问题，寻找对应的资料，这就是文献的利用。
　　其次是地图，研究城市史不可能离开地图。但是要想利用地图，必须先了解到，在中国，实测城市地图的出现，基本上要到我们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时期。因为古代的城市除了京师、首都需要画得很详细之外，其他地方的府城、州城或县城地图都不需要画得太详细，而改变是在土地权发生变化后，也就是洋人来了，要开埠租界，他们必须很精确地量算哪块地是给他的，因此需要一个大比例尺经过测量的地图。在这种情况下，才推动了中国城市地图的发展，城市地图基本是在中国清朝中叶以后才成形的。古地图和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是不一样的，古地图是形象化的。而大比例尺地图在做城市史研究的时候，大家也要非常注意。倘若真的要研究城市内部形态，要用一万分之一比例尺甚至于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但一万分之一以上的地图往往不在测绘部门手里，而保存在水利部门手里。所以当你要用两千分之一的城市地图，那很有可能保存在城市建设部门。
　　最后是实地考察。我对考察乐此不疲，从年轻时跑到现在60多岁，年年都出去，几乎成瘾了。我出去看什么呢？主要就是看城市的选址和功能。城市功能与地形、与水系以及交通线的关系，是我考察时的思考。2009年，我带队考察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古城址。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积石山口下来，分布着三座城，分别是宋代筑的，明代筑的，清代筑的。宋代时期修筑的城位置已经不是很清晰，只有实地考察才看得清楚。这座城临河一侧已经被侵蚀掉了，这是宋代和青唐羌（藏族）对峙时修的军事城堡，很重要。这个城址上方是明代重新修建的一个新的城堡。顺着这条路往山上走，是清代修筑的城堡。三座城址越来越往上，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在这里做调查，询问了当地人，他们说藏族放牧在山上，这城址下边居住的人有回族、有汉族、还有撒拉族，没有藏族。农业大都在城址的下方，属于河谷旱作农业；从这个城址往上一点也有农业，是明朝时候开垦的山坡土地。因此，我们从环境开发的角度来看城市选址，就会看到，明代以前的藏人是在这一带生活，后来他们被排挤到更高的山上。到清朝的时候，人们又在更高的地方修了一座城，也就是说，农田开发又往高海拔发展了，藏人基本上都被排挤压缩到半山腰上了。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甘肃、青海地区农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历史，与城市选址、城址变动、农业开发，以及来这里定居的人口数量，都有很大的关系。
　　
研究历史上的城市选址有助于现实防灾减灾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刚才提到的视角和资料的三个研究案例，主要是城市选址和减灾防灾关系的启示。
　　第一个例子是安康城，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陕西安康城修筑在汉水的南岸，这个城在1981年时发生过一次大水。据当地的地方文献记载，汉江每年夏天发洪水，80年发一次特大洪水，大水都淹到了古城中第三层楼的窗台下面。当初这个城在修建的时候，城市功能就是作为陕南地区的汉江码头，因为物资要在这里转船到汉口。如果想要这座城不被水淹，就要修的高一些，可这里是缓坡地形；如果把这座城搬到高的地方，离码头就有一段距离，那么这座城作为水陆转运的功能就会立马衰落了。古人明白汉江年年要发大水，怎样能够保持水陆码头的商业功能，又不遭受天灾呢？官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地势高、水淹不到的地方修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很小，目的就是在大水来临的时候，能使安康城里的民众躲在这里避水。他们在安康旧城南墙外边修了两道堤，大水如果来了，也不可能在几分钟就涨得很快，就可以在大水刚来时，有人敲锣告知，然后大家迅速通过这两道救命堤逃到新城的安全地带。在历史文献上有记载，长春堤和万春堤这两道堤是在城外面挡水用的，城南兴安、安康两座城门外修了登春堤和万柳堤，我们在《安康县志》附图中可以看到。1950年代大跃进要大炼钢铁，就在这两道堤上建平炉炼铁。到了60年代，因为当地的政府官员干部不懂历史，也不好好看地方志书，认为城南中间这两道堤不起挡水作用，就把这两道救命堤给推平了。1983年那次大水时，老百姓遭殃了，没地方跑，那次损失非常大，很多人因此而丧生。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这也是促使我们研究城市选址、城市交通等问题的原因。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这些城市有一些附属的建筑物是当时古人总结的减灾和防灾经验。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地图，但是地图上往往没有注明建筑用途，如果你研究历史，就能通过文献上的记载在地图上找到这两道堤，并且能发现这两道堤的功能，由此为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议。这样或许就能弥补一些伤害和损失。
　　第二个例子是舟曲县城。
　　2010年8月7日夜，甘肃省舟曲县发生了特大泥石流。这个泥石流发生在舟曲县城东侧的三眼沟、罗家峪沟，吞没了沟两侧和沟口的大片房屋建筑，造成众多人员伤亡。我们在悲痛之余，也在思考像泥石流这样的灾害能不能避免。恰恰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一年，2009年10月1日傍晚我们北京大学历史地理考察队路过舟曲县城，当时也对舟曲城的选址做了一次实地考察。我们驱车从东向西穿过三眼沟口进入县城，三眼沟口因堆积许多碎石和卵石，道路已经崎岖不平，显然属于冲积扇缘的堆积物，而且是常态多发性。因此，当有暴雨的时候，碎石被冲刷下来也是常有之事。当时我们考察的地点正是后来发生泥石流的地方，考察的目的是舟曲老城的选址。而恰恰是舟曲老城在这次特大泥石流灾害中一点都没有受灾。那么，舟曲老城是什么时候修建，怎么选的城址呢？《舟曲县志》说，舟曲城原来叫西固城，是明朝的军民守御千户所城。这座城建在白龙江河流的阶地上面，因此一点事儿都没有。而泥石流冲掉的那块地方，是清朝时候，因流民较多，于是就将他们安置在老城的东关外；光绪年间在东关和南关外开始扩展，新城跨过了三眼沟，一直修到了对面那座山上，然后还开辟了一个水门，让溪水穿过城的东部流入白龙江。这个祸根在清朝末年就埋下了。
　　舟曲县城的周围都是山，下边是白龙江。因为白龙江的冲刷，南边是堆积岸，北岸地方很高，也就是明朝人选出来做了城址的地方。城下边是基岩，是石头，地基非常坚固，所以没有被泥石流冲刷掉。而从前面提到清朝扩展出来的新城，以及近十年来的城市化，舟曲县城发生了改变。舟曲县也想进行城市化，却没有办法向山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只能跨过三眼沟向东发展。在沟上面盖了许多房子，把小学也建在这儿了，而这次泥石流遭难的恰恰就是这个三眼沟。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思考一下，泥石流作为一种自然灾害，我们是很难去阻止它，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减少泥石流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呢？如果考虑到古代城市的选址，当前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当地的人们是否注意到建成区是冲积扇的沟口？如果没有在冲积扇沟上面盖房子，是不是能减少人员的损失呢？无论对于学者还是执政者，都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用地区的GDP指标或城市化水平来说明你们的业绩，而更需要考虑到你自己和你领导下的老百姓的安全问题。当时明朝所建的西固城军民守御千户所城(老城区)就是考虑到军事防御和防备洪水的两重因素，所以在这次灾害中，舟曲老城没有遭受太大的危害。惨遭泥石流危害的正是清朝末年扩展成东关的这个地区。以上是我举的第二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吉林市。
　　最近几年，城市化和房地产在中国大地蓬勃发展，特别是一些临江的城市向水要地。人们满足于所谓的“水景房”，指的是你推开家门或窗户能够看到江流或者湖面。“水景房”景致虽好，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灾害，房地产商并没有考虑到。这又是涉及城市建筑群选址的问题。2010年夏，松花江发生了一次大水，其实松花江年年都有大水，但就是这一年的大水淹了松花江南岸很大一片楼区。而吉林老城，日本人建筑的那片商埠区没有淹。这就要结合吉林城的地图来看。
　　吉林原名叫吉林乌拉，最早的城址在吉林市北松花江东岸。康熙年间，宁古塔将军从宁古塔搬来以后，为控制松花江的造船航运，修建了一座水陆码头吉林将军城。当时统治者考虑到这个地方可能会遭遇松花江大水，因此将吉林城建造在松花江转弯的凹岸，目的是依托北山。历史上这个吉林老城的排水系统很好，地势又高，因此从来没有被淹过。20世纪初，日本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染指吉林地方。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要求清廷在吉林省城的东城墙外边自开商埠地，《吉林市街地图》描绘了吉林城东新开辟的商埠地。这个条约是允许日本人在吉林老城东关外划出一块地，让日本人居住。老城西关外有一片的低地，实际上是让洪水宣泄的地方，日本人没有选在那里。
　　从地图来看，日本人当时选商埠地位置是经过精密测量并且选择了最合适的地方。当时日本人在松花江南岸江堤外面预留了滩地，江堤里面并没有建任何的建筑物。解放后，松花江南岸建了一些工厂，可是滨江路的这一块土地并没有建房。但是现在的房地产商在堤外修了房子，盖了“水景房”，当然他们也知道在这“水景房”外边应该要修江堤，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块地方本来就是给天然河流在汛期时留足宣泄的地方。如果你不给河流预留好宣泄的地方，那么被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水景房”没有逃脱被淹的厄运，是人为选址的失误，给人民带来财产和人员的损失。因此，我们研究城市史，研究城市选址，不仅能够揭示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而且对于今天现实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城址转移反映城市功能变化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城址转移，反映城市功能变化的例子。
　　我们来看几张地图。这张是金朝的河北东路，你们会看到沧州，不在今天的沧州市；德州也不在今天的德州市。还有很多城址，吴桥县不在今天的吴桥；南皮县也不在今天的南皮。在明清时期的地图上，南皮县城已经移到了京杭大运河的边上，德州、吴桥、沧州也搬过去了。也就是说，从唐、宋、金到元朝，许多城址原来并不在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岸边上。这些城址的转移正是发生在元朝开始修这条大运河的时候，最终在明朝完成，一直沿用到清朝，这些城址就这样被吸引过去。
　　我曾经做过运河城址的研究，发现从魏州（唐代的魏博节度使城、北宋大名府城）沿着永济渠向北，沿线没有真正的建置州县城，却都有一个桥。魏州有“魏桥”，贝州有“孔桥”，内黄有“永定桥”，馆陶有“永济桥”，永济县有“张桥”，武城县有“义王桥”，长河县有“白桥”，安陵县有“柏杜桥”，东光县有“白桥”，长芦县就是今天的沧州，有“市西桥”，东边是沧州，有个铁狮子，元朝沧州迁移到桥边。安次县有“耿桥”，安徽的宿州有“埇桥”。这一系列水陆交通沿线，最初都没有城，而是有一座桥。因此，肯定是因为水陆交通便利，城址被吸引过来。当城址不在桥边上的时候，城市仅仅是一座军事防守型的政治性城市；当城址搬到运河边上，譬如德州、沧州、天津最为典型，城市的商业仓储功能就提升了。城市功能发生变化，是我们研究城址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大家做城市研究，需要注意桥渡，其军事地位比较重要，也容易在物资转运的过程中在桥头形成市场。而且还要注意，在古代社会，拉纤或者是帆船，每一天在水里的行程是50里。所以这一带的县城间距是50里不到100里，而且在这之间可能还有镇。
　　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苏北的高邮、宝应两座城，都在大运河边上。这两座城在唐朝开始出现，到宋朝时运河穿城而过，可以看到中市桥、南市桥都跟运河上的桥有关系。到了明清开大运河，拓宽运河河道以通漕粮，城中间的运河窄小，船过不去，就绕城外开了新的运河。从历史上大运河转移到县城西边的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力度加大之后，高邮县政府和宝应县政府需要东迁。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常州和无锡的运河也曾经是穿城的，今天这条大运河已经都在城市外面了，说明这些城市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城市中心怎么移，往哪个方向移，是我们通过城市史研究可以做出一定预测的。
　　
城市内部结构反映城市内部管理
　　最后，谈谈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以及如何通过它来解读城市的管理方式。
　　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的现象，可以从形态和功能上得以阐释。只有人的活动，才能改变城市的形态，反过来我们可以从城市形态来研究，是什么动机导致了这样的形态。中国城市形态曾对新罗和日本都有影响，他们模仿中国唐朝长安的那种形制，可还是不太一致。那么，我们的坊市制的城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制？
　　我们从鲜卑人讲起。鲜卑从北方入主中原，从在马背上活动变成要统治中原农业地区，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定居。但是，当时采军政体制的鲜卑认为，鲜卑贵族不能和中原普通的士农工商住在一起，于是他们通过在城里筑高墙划分街区来做分隔，这街区就叫做“坊”。坊是方形的，把城市约束得很方正。坊市制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再到隋唐，虽然期间也受到部分南方政权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体现了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怎样管理城市。其目的是“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区隔皇室、贵族、士农工商。中唐以后或唐后期，中央权力不那么强盛了，于是有了地方繁盛之始。坊市制这种封闭的制度因为不符合城市自然发展的规律，也就崩溃了，正是这时候出现了最富庶的、甚至比京师更繁荣的两个城市：扬州和益州。
　　再举一个例子，元大都是又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统治中原地区时建造的都城。忽必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认为如果想要当中国的皇帝，就要按中原汉式儒家礼制建造都城。按照《周礼·考工记》帝王之居的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把宫殿和皇城建于城市中央，忽必烈的宝座坐北朝南，体现“面南而王”的传统思维。城郭开十一座城门，符合《周易》“天地之数，阳奇阴偶”的阴阳学观念。南面上朝，背后的鼓楼是市场。作为传统农业国家，一定在都城里有两个祭祀祖宗和土地的场所，因此在左即东边设祖庙祭祀皇室的祖先，右即西边筑社稷坛祭祀土（社）谷（稷）之神作为国家政权的标志。
　　我还要谈的是另外一点。大家都知道北京东西向的小巷叫胡同，过去的学者提到胡同的含义就是水井，我认为胡同就是通道巷子。2004年我去了蒙古，在飞机上拍了一张照片。这几年蒙古草原干旱，草场退化，很多牧民没办法生活，于是就搬到首都乌兰巴托的周围住下。蒙古政府给他们平均分配宅基地，让居民自己选择建房子或者盖蒙古包都行。照片上那些一排排房子之间等距离的通道实际上蒙古语就是“胡同”。我用一条史料佐证我的观点。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做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也就是说，从燕京旧城迁往大都新城者的居民，以有财力、有官职者为先，无论地位高下、钱财多寡，一律平均分配每八亩为一分的土地，在巷子里建面积同样大小的院子和房子，这样就形成了北京产生建筑风格一致性的三进四合院。这是一种新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反映第二次草原民族定居以后，统治者想出办法来管理一座城市。

（摘自：文汇报      2013.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