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任钧
陈伯通
“笔会”去年11月8日刊发王尔龄《追怀任钧先生》一文，读后心有所动，想起自己和任钧先生的一些交往。
我与先生相识于1958年夏。那时，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大前身）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刚组建，他从上海音乐学院调入，我从人民解放军转业而来。
其实，“任钧”这名字在此之前早已印在我脑中。“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这首激越高亢，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在上世纪50年代，曾响遍中华大地，感召过无数青年投入抗美援朝。其词作者就是诗人任钧。记得五十年代初，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诗人曾卓给我们授课，讲到三十年诗歌时，也多次介绍任钧先生充满激情的战歌，和“诗歌是时代的旗帜，是炸弹”的诗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曾卓老师还对任钧先生与杨骚等成立“中国诗歌会”，以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参与“太阳社”的文学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
现在，我一向景仰的任钧先生出现在我面前，竟是我的同事，还是同乡，同是广东梅州客家人，怎不让人特别高兴呢！
那时，先生年近半百，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风度优雅；板刷式头发黑白相间；双眼皮眼睛，明亮有神；面色红润，泛着光泽。
按分工，任钧先生负责俄罗斯苏联文学的教学，朱雯教授负责西方文学。当时，“向老教师学习”的气氛特别浓厚，我多次随堂听先生讲课。先生的讲课很有特色，广式普通话，字音清晰，声情并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他不照本宣科，眼睛总是望着学生，与学生眼神交流，气氛活跃。譬如，讲到普希金时，他自己朗诵《纪念碑》，而《致西伯利亚囚徒》、《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则让学生推派普通话特棒的同学表情朗诵，先生作出点评。其他如莱蒙托夫的《帆》、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片断，以至高尔基《母亲》中尼洛芙娜在法庭上的演说，都通过朗诵，加深了学生对作品的理解与记忆，提升了思想情操。这也许就是作为诗人的任钧先生的最爱吧，因为诗歌原本就是供人朗诵的嘛。先生授课十分专注投入，在剖析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列宁》时，他会情不自禁模仿列宁发表演说时的英姿，把手指向前方，引得学生脉脉而视，啧啧称赞。
“文革”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先生，又调入校文学研究所，撰写了多篇回忆文坛逸事文章，发表在《中国新文学史料》上，为新时期文学事业作出贡献。
与任钧先生相处几十年，留给我永不磨灭的印象是先生性格恬淡平和，乐于助人，见到总是笑眯眯的。
初相识时，先生曾问起我住哪儿，上海有无亲人。我说：“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住学校东部琴房（原上海音乐学院教学琴房）。”先生随即不假思索地说：“那以后就常到我家坐坐。”
据我所知，从解放后到先生去世，几十年里他先后在虹口横浜桥、徐汇衡山路和湖南路一带房舍住过。有的环境嘈杂，有的楼梯狭窄，房间都不大，陈设简朴，但收拾得非常整洁。每次上门拜访，他总是笑眯眯对我说：“不错吧！我对生活的要求不多，知足常乐。”
初冬一日，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住宿的琴房里，看到五平方米的房间，单人床、写字台、竹书架、靠背椅四件家具就把房间塞得满满，一只衣服箱也只能放床下。我介绍说，这是学校免费提供的，就连水电费也全免。像你一样，我也很知足。先生笑眯眯地说：“很好，很好，知足就好。”先生又随手掀起床单，见只有一张薄薄的稻草垫，便说：“我们广东人怕冷，过几天我给你带些棉花票，到漕河泾去买张棉垫。”先生比我整整长一辈，慈父般随意自然而真挚的话语，立时让我备感温暖；同时也让我想起他常对我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文革”初，先生遭批判，打入牛棚，监督劳动，扫厕所。一天，我们偶遇校道上，交谈了几句。忽然，一个身影闪过，定睛一看，原来是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姚蓬子先生（姚文元父亲）。姚先生臂戴红色“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袖章，朝中文系资料室走去。我知道，那里有以他为首的“劲松战斗队”，写过许多大字报。我嘀咕了一句：“他有靠山，儿子在中央文革，不但不用进牛棚，还能参加造反派。”任钧先生马上极其严肃，小声说：“你胡说些什么。别管这么多，管好自己。”好一个“管好自己”！记着先生的告诫，我洁身自好，才比较平安地度过了那黑暗的年代。“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教师们谈起当年的派别斗争，有人问我参加了哪一派，不待我言，任钧先生抢先不无幽默地说：“他吗，参加的是‘逍革会’。”大伙儿纳闷：“是上海市的消防队革命委员会吗？不可思议。”先生连声说：“他什么也没有参加，是逍遥派。你们大串联，打派仗，他回家抱孩子哪。”引来了一阵笑声。
1989年秋，我妻英年早逝。已是八十高龄的先生得知后，从湖南路赶到桂林路上海师大家属区宿舍，十分艰难地走上五楼我家，神情悲戚，把一束白花放在我妻遗像前，三鞠躬，转身用粤语劝慰呜咽不断的我的年迈岳母。随后，他走近写字台，在纸上写下“同命鸟 卢嘉文（任钧先生原名）”六字，纸上留有两滴泪水。见我不解，他便细声说：“古人说，人生三大不幸是：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失子。前两项，我和你都经历了。保重！”我无言以对，唯有泪如雨下。告辞时，先生还不忘叮嘱我那从英国读书回来的独生女儿：“照顾好爸爸。”我搀扶先生缓步走下楼，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又不禁泪如雨下，回到家大哭了一场。
先生的最后几年，因脊椎病，行动不便，在养老院度过。
如今，先生如一朵雅云升天而去。以上所写的记忆碎片，是我无法忘记的。它将继续在我脑中拼接，显示出清晰而又完整的图像：任钧先生是一位充满爱意的凡人。
摘自《文汇报》
